永远在路上 ——谨以此文纪念山曼先生

烟台晚报 2022-04-03 08:08 大字

上世纪90年代初，山曼（左二）、牟国庆（右三）在白洋河源头小灵山村采集民间故事。

牟国庆

爱不爱一个人，想不想一个人，以我的经验，不是嘴上说说，关键看你是否能梦见他。而且这个梦要经常做，剧情还要有不断的演绎。

我这大半生中，经常梦见的人有两位。一位是已过世30多年的祖父，一位是已过世15年的老师——山曼先生。

我是1984年大学读书期间和山曼先生相识的，山曼先生是我的老师，也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本来身体很好，在上世纪末我俩徒步考察白洋河时，我30岁，山曼先生快60岁的人了，但是他步履稳健，耐力远胜于我。而且先生性情豁达，我们都认为他会长命百岁的。没想到，才过了十几年，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73岁就去世了。我内心一度难以接受，于是，就有了每年N次梦见先生的情景。

又到了一年中的清明节，这是纪念亲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写点文字纪念山曼先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初识山曼

上世纪80年代，许多青年都做着文学家的梦。在烟台师范学院（现鲁东大学）读书的我，也做着同样的梦。系里的老师让我带头成立一个文学社，1985年夏，山溪文学社正式成立。

认识山曼先生则要早一些。模糊记得，歌词作者曲波1984年夏从东营来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进修，不记得怎么我们就成了朋友。有一次随曲波到他宿舍去，迎头遇到了一位个子略高、头发略秃的长者，曲波上前打招呼，介绍说：“这位是山曼老师，《胶东文学》副主编，现在咱们中文系副主任。”当时能遇见这样一位文学高人，在我而言是十分激动的。

自此我便常常去旁听先生的现代文学课，鲁迅、沈从文、老舍、萧红、萧军等等，他都讲得生动而有趣。

真正让我们走到一起，是山溪文学社成立以后。我和文学社秘书长王梓莘，一起叩开山曼先生家的门，邀请先生担任文学社顾问。这个时候山曼先生已经迷上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我们想请他多讲一些散文和散文诗的写法，他却想给我们讲儿歌童谣什么的。最后，只好达成妥协，先讲两次散文的写法，后面讲儿歌童谣之类的东西。寒假的时候，他指导我们文学社的同学回各自的老家搜集童谣，还真收集到一些。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济南，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大学同学、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李万鹏老师，从此我也进入了山东省民间文艺和民俗学的圈子，跟着先生们做了一些这方面的工作。

山曼的朋友圈

山曼先生在一本散文集的后记里说，自己遇到说得来的人能够滔滔不绝，与说不来的人在一起，一句话也不说。这话不假。

1987年，山东省民俗学会成立，他被选为副会长。以后几乎每年都召开学术研讨会，会期往往两三天，晚上，他所住的房间里总是挤满了人，大都是就某一个民俗领域想展开调查却摸不着头绪的人。这可找对了人！山曼先生只要静静地听一会儿，就能帮助文友找到调查和研究的办法。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所认识的山曼先生的朋友圈，绝大部分都是文学界和民俗学界的朋友。

山曼先生能够走上民间文艺和民俗学的研究，李万鹏先生应该是起关键作用的人。李先生瘦瘦的，个子不高，上世纪50年代他与山曼先生是山东大学的同学，又是黄县老乡，这份情谊自是不浅。李先生有个外号叫“赤脚大仙”。据说他母亲在暑假时给他做了一双新鞋，当时高中在莱阳，从黄县到莱阳一百多里路，他舍不得钱坐车，更不舍得穿母亲做的新鞋子，就打赤脚走到了莱阳，于是就有了“赤脚大仙”的雅号。

山东省民俗学会成立的时候，李万鹏被推举为会长，山曼为副会长，两位曾经的老同学联起手来，共同培育山东民俗这棵大树。学会成立不久，几人就通力合作，出版了第一部民俗学专著——《山东民俗》，其中山曼先生所著文字最多。

两位先生专注学术，心无旁骛，一切以做事为第一原则，学会内风气正，学术氛围浓厚，在全国学术团体中备受尊重。

山曼先生在散文《海市蜃楼见闻录》中曾写道：“（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下午，与忘年朋友小徐，去砣矶岛西端的磨石嘴村采风。”这里说的忘年朋友叫徐冰，当时在长岛工作，也是一位文学青年，后来调到烟台广播电台，再后来进京到新华社学习。

在山曼家里，他经常讲起与这位叫徐冰的“忘年小友”一起采风的趣事。及至徐冰从北京归来，我们一见面，就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后来徐冰到新华社胶东记者站工作，同在烟台，我们的来往日渐密切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三人每年都要多次见面，聊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记得有一次三人走到迎祥路和环山路交叉口红绿灯，徐冰说将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三人合出一本书吧！山曼先生马上提议说：有一种植物叫“三叶草”，每一根茎上有三片叶子，而且还有很好的寓意，我们出个作品集就叫《三叶集》吧，封面上可以印上三叶草的图画。可惜，《三叶集》没有出来，山曼先生却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每到冬尽春来，徐冰就会给我和山曼先生打电话，相约一起去市郊看桃花或杏花。踏上原野，山上的草还没有完全返青，桃树刚刚长出半片嫩绿的叶子，桃花就急不可待地绽放开来，山曼先生此时的心情就像绽放的桃花一样奔放，他总有说不完的话。

当然，山曼先生的朋友圈里还有好多人，像福山王懿荣纪念馆馆长吕伟达，多次陪先生采风的叶涛，烟台的姜波、曲绍平，济南的张士闪，青岛的鲁汉，济宁新闻出版局的高建军，枣庄文联的山民，枣庄某乡镇基层干部田传江，杭州浙江出版社的罗俞君，温州博物馆的叶大兵等等，都是些志同道合的文友。

行者山曼

山曼先生曾经写道：“在采风的路上，在书桌前写作时，我是快乐的，不知疲倦的。”

我所熟悉的山曼先生，常年行走在田野村镇采风，回到家里将采风的情况写成文字，这几乎是他生命的全部意义。

我非常喜欢和山曼先生一起采风，和他在一起行走，自己的身心都很放松。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到所城里考察明清民居，从拴马桩到门枕石，他都能讲出许多学问来。

1993年10月初，计划许久的烟台白洋河徒步考察活动正式开始了。考察范围是从白洋河的源头小灵山村开始，一直步行走到白洋河烟台开发区入海口，目的是收集白洋河流域的民间故事和传说。

十月的秋天，天高云淡，我和山曼老师穿上满是口袋的摄影背心，背着相机和背包就出发了，先是坐公交车赶到栖霞县城，然后雇三轮车到达小灵山村。我们找到小灵山村的村民，经过数次访问，确定了白洋河发源地的山谷及其第一口井，在村里采访了几位老农，收集到了《灵山金牛》和《小灵山宝地》的故事。

次日我们从栖霞县城出发，徒步考察庵里水库（现在叫长春湖）到松山一带，我们选择从山高路险的南岸考察。上午还算顺畅，下午的旅程却是相当艰难，山间小路时断时续，低矮的松树杂草阻挡着前进的脚步，不时冒出的水湾让我们一次又一次绕远跋涉，本来以为可以轻松走到下游堤坝，结果走了整整一天，脚都起了泡。

三四天后，我们徒步走到福山高疃镇，已经采集到了几十个民间故事，便乘车赶回烟台。回烟台不几日，福山的吕伟达听我们说起采风的乐趣，也要去走一天，行程正好就是高疃到门楼水库一段。我说了徒步水库流域的艰难，吕伟达把声音扬得高高的，“年轻的时候推小车，我能一口气推六百斤东西走好几里路呢！”

徒步采风结束以后，我们整理出白洋河流域几十个传说故事，另外在《烟台日报》刊发了一组六篇《烟台的母亲河——白洋河踏游》的散文，共计16万字，由栖霞白洋河酒厂赞助，结集为《白洋河的传说》一书，算是这次徒步采风结出的果实。

最令人难忘的是陪先生对黄河下游的一次采风。上世纪90年代的东平湖还比较落后，我们住在一晚只要两元钱的土炕上，大约是跳蚤之类的东西太多，本来还算泼辣的我被咬得一晚上也没有睡好，山曼先生却倒下不久便打起了鼾声。那几天，白天到湖上船上找渔民采访，晚上请老渔民唱摇橹号子，山曼先生总是处在兴奋之中，随身带的采访本也被他密密麻麻记了几十页。

随后我们赶到河南兰考东坝头一带采访，遇到宰人的三轮车和落日下满树的乌鸦；在开封朱仙镇，我们共同寻访传统年画的印记。孟津、郑州……这都不算什么，随后在洛阳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赶到洛阳的时候已近中午，我们找到一处旅馆住下，按照常规要午休一下再工作。刚躺下十几分钟，山曼先生忽然爬起来说：“国庆，我记得有资料书上说这里有个乡镇出一种民间玩具，非常特别，我去看看，傍晚肯定能回来。”已经十分疲惫的我随口应了一声，便听到先生下楼的声音渐渐远去。

等到天黑，山曼先生也没有回来。我饿得肚子咕咕直叫，却不敢出去吃饭，怕他回来找不到我，心里还担心他的安全。直到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山曼先生身后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裹，头上冒着热气赶了回来。

原来，山曼先生只了解到洛龙区李楼镇有一种白底的泥娃娃，他想乘车去，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汽车，就步行十几里路赶去。到了镇上打听，说是现在早就没有人做了，十几里外的凉洛寨村还有人在做。他又步行赶到凉洛寨村，果然找到了捏泥娃娃的民间艺人。山曼先生一边说着，一边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个造型不同的泥娃娃向我展示，脸上满是幸福的笑。

2007年正月，我去看望山曼先生，先生胸部安装了一个进口的心脏起搏器，送我一册刚刚出版的、散发着油墨香的《山曼散文》，很费劲地写下“国庆存，丁亥年新春，山曼”十个字。我说：“老师，盖个章吧！”他说：“你自己盖吧，我没有力气了。”我寻了印章盖上，心中无限惆怅。

那几年，山曼先生像一个气球，不知被什么东西扎了似的，气一点点地泄去，身上的力气被一丝丝地抽走，终于在2007年3月27日这天，灯枯油尽，撒手人寰。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到自己为何会梦见祖父和山曼先生，原来，这二人对我的人生都有很大的影响。爷爷正直的性格和行为影响着我，让我一生少走弯路；山曼先生淡泊名利、专心做事的风格也深深地影响着我，让我能够远离世俗的纷扰。

山曼先生从一位作家华丽转身为一位民俗学者，短短十几年就出版了《山东民俗》《流动的传统——一条大河的文化印记》《山曼散文》等十几本专著。先生这十几年做的事情，是许多人一辈子也做不到的。

国外有句名言说得好：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不是你遭遇了什么,而是你记住了哪些事，又是如何铭记的。我想补充一句，生命的价值不在你是否长寿，关键是看你做了多少事情，有多少人还深深地记着你。我想，山曼先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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