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胶东青联孩子剧团

烟台日报 2019-12-02 09:11 大字

□木列尔我们的演出，对于发动群众参军作战,组织民兵支援前线、保家卫民,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等各种工作，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我们走到哪里演到哪里，有舞台演，没有舞台在街头上也演。演出的同时，我们还经常教群众唱革命歌曲，宣传抗战和革命道理。“七七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发动天福山起义，建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1938年，第三军进入蓬黄掖地区。这期间，有很多少年儿童跟随父兄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为了他们的成长，胶东区委将这些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成立“胶东少年抗日先锋队”。1939年末，在抗日先锋队后方少先队的基础上，组建了胶东青联孩子剧团。孩子剧团的起步时期1939年1月，我随部队离开故乡，从蓬莱来到莱阳，在胶东青联直属少年先锋队工作。1939年秋，我被调到胶东青联孩子剧团工作。当时剧团刚刚组建，领导人有团长王顾明同志、副团长滕忠勤同志（沈西木）、指导员滕吉俊同志、导演王文俗同志。后来，滕吉俊同志调走，高民同志接任；王文俗同志调走，高杰同志接任。赵铎同志和韩立同志也曾一度担任剧团领导，但时间很短即调走了。当时剧团的演员，男同志有李平、王一、王立岗、于学文（于克林）、于锡之、于乃昌、王哲南、王国汉、徐非光、徐松、于江（所云平）、陈志昂、小栾（名字记不起来了）、张杰、张义、张大（张立法）、宋文、宋村正等；女同志有丁宁、张志永、吕广、谭翠华（战彬）、宋光华、高志明、聂明、刘光礼、刘兰英（刘一雁）、木列尔等同志。还有一些同志来剧团后不久很快就走了，名字都记不清了。

我们剧团的家当很少，没有什么道具。我们演出需要什么，就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什么。化妆品也很简单，每到演出时，就到老百姓家里刮一点煤油灯灰，再搞一点红、绿、黄等颜色和白粉子，用凡士林搅拌起来就成为很好的化妆品了。演员需要化妆胡须时，就向老百姓要点羊毛或狗毛来用。虽然简单，但演出效果还是很好的。我们的演出，对于发动群众参军作战,组织民兵支援前线、保家卫民,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等各种工作，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我们走到哪里演到哪里，有舞台演，没有舞台在街头上也演。在农村多数是没有舞台的，每到一村，借几根长杆子竖起来，把简单的幕布挂起来，有时还把灰毯子挂起来当幕布。演出的同时，我们还经常教群众唱革命歌曲，宣传抗战和革命道理。

当时剧团里男女大体上也有个分工。男孩子，特别是李平、王一、王立岗等几个同志，几乎把舞台工作包下来了。没有钳子，他们的牙就是钳子；没有螺丝刀，他们的手指头就是螺丝刀。他们装完舞台，还要上台演戏。特别是李平和王立岗，演唱的《卖梨膏糖》最受群众欢迎。每次正式演出开始之前，往往先由他们俩出台演唱，也不一定有什么先准备好的台词，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分工负责服装和化妆品的筹办和保管工作的是张杰，大家称他是无名英雄。因为他年纪很小、长得又胖，所以大家又称他“小胖张”。女同志谭翠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任劳任怨，总是能想办法把服装借到。一般的服装是好借的，只是有一些地主、老太、公子、小姐的服装不好借。为了保证演出，大家总是跑东庄走西村，千方百计去借，实在借不到的就只好用别的代替。记得我在街头上演过一次花鼓戏，要用一件女人穿的坎肩，当时怎么也借不到，最后只好用一条黑裤子来代替。把裤裆围在脖子上，把两条裤腿从胸前拉下来，捆上了一条红腰带，就这样大鼓一敲就演起来了。

当时晚上演出是没有好灯光的，用几个泥碗倒上花生油，用棉花拧成一个灯芯子，就这样一场一场地演了几年。1942年春，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孩子剧团改名为“胶东大众剧团”，仍属胶东青联领导。这时剧团才配备上一个汽灯，增加了一些幕布，也增加了一些人员。过去说唱只有一个口琴和一把二胡，这时乐器也增加了一些，又配了一头骡子。

那些年虽然在动荡多变和敌人经常进行残酷扫荡的环境中，我们集中、分散，分散、集中，没有固定的地方，但是演出了不少戏剧和歌舞，也唱出无数激发革命热情、鼓舞人心的抗战歌曲。我们当时演过的戏剧有：导演王文俗同志编写的大型活报剧《夜里》《铁流二万五千里》；团长王顾明同志编写的《反扫荡》《张德宝归队》《都市的一角》。还演唱了《暴风雨之夜》《下关东》《张秀英寻夫》《归队》《老妈顶嘴》《黄河大合唱》《减租减息》等歌剧，也演出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舞蹈。丁宁同志从抗大山东分校毕业回胶东后，分配到孩子剧团。她是一个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的女同志，教我们唱歌跳舞。当时我们跳的最多的是《青年舞》《叮铃舞》《快乐舞》《黑人舞》《海军舞》等。反“扫荡”中的孩子剧团我们剧团的全部时光，是在与敌人斗争和反“扫荡”中度过的。胶东地区三面临海，敌人对胶东解放区的“扫荡”是频繁和残酷的。敌人周期性的“扫荡”，大体是每季度一次小“扫荡”，每年一次大“扫荡”，地区性的“扫荡”则是随时出动。敌人在胶东几次全面的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如1940年“六一大扫荡”等，我们都经过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演戏，突然发现敌人离我们不远了。戏不能继续演下去了，大家仓促收拾一下就走。可是越走，感觉敌人离我们越近。这是由于敌人每次大“扫荡”，大小据点的敌人都出来配合，所以到处都是敌人。当时我们来不及疏散，就从敌人间隙中一直走到招远道头集附近的灵山。四面八方都是敌人，我们被围困在了这座山上。当时吃的喝的都成问题，天气又那样热，生活是很困难的。敌人虽然离我们很近，但对山上的情况并不清楚，所以没敢贸然行动。就这样我们在山上住了几天。每天晚上，司务长偷偷下山设法到老百姓家去搞一些窝窝头回来。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即使敌人不上山搜查，我们也不可能在山上长时间坚持。后来剧团决定突围下山。

一天晚上，我们下山来到一个村子里的小学校（村名记不起来了）乔装改扮。那是一个山区，比较封建落后，男人都是光头，女人未出嫁的都梳一条小辫子，已婚的头上盘一个发髻，六七岁的女孩子就开始缠足。在这种情况下，剧团领导决定，不仅男孩子要剃光头，女孩子也要剃光头。当时我们五个女孩子，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吭气。我是个直性子人，好抢先，就对大家讲“我先剃”。说完就走到那位老师跟前，说：“我剃吧。”其他女同志看我剃光了，也都很快剃了。看着一个个的“光葫芦”（即大光头），大家抱着头不约而同地相互笑了笑。我们换上从老百姓家里借来的破烂衣服，戴上一顶破草帽，背上粪筐，准备夜间突围。我们规定了第一、第二、第三集合地点，然后分成几个小组拉开距离出发。走了一夜，终于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绕到了敌人的背后，安全到达掖县宝旺邓家村。

到达掖县后，因为敌人的“扫荡”尚未结束，我们又被分开疏散了。我又回到招远住下来，记不清是六区还是七区。当时我的头发尚未长起来，还得女扮男装和当地的区青救会长吕肇民同志一起到敌人据点道头集上去侦察敌情。

当时我们都是些孩子，只有十一二岁，最大的也只有十四五岁。虽然年纪都很小，但是革命热情和对敌斗争的意志却很顽强，既不怕苦也不怕死，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每个人都不甘心落后。在那残酷的战争岁月里，不管怎样艰苦和困难的工作任务，没有一个人有任何畏难情绪，没有一个人向后退缩，都能挺身而出、争先恐后地去干工作。孩子剧团的生活和学习在那战火纷飞、生活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这群孩子为什么能这样坚强和勇敢呢？我的体会是，在那样的岁月里，部队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是这所大学校教育和锻炼了我们。我们参加革命后，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民族教育、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这些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在民族教育下，我们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目的是并吞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我们不抵抗就要当亡国奴。在阶级斗争教育方面，我们认识到，只有贫苦百姓才坚定不移地积极参加抗战，因而也成为敌人残酷压迫的对象。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我们坚持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当时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很少见到肥皂，洗衣服都是用烧饭的草灰放到小筐子里，把水倒上去淋，再倒在锅里烧开，这样既消灭虱子也清除疥疮菌。那时也没有牙膏和牙粉，我们刷牙都是用盐，把盐放在锅里炒一下再研成面子，用来刷牙。当时我们衣服并不多，冬天发下来的棉衣，到春天没有单衣换时就将棉花取下来，把棉衣改成夹衣穿。后来为了把剧团搞得整齐一些，每人发了一套列宁服，上衣胸前是两排扣子，下身穿灯笼裤子。穿起来还是非常精神的，队伍显得非常整齐，别人老远就能认出是孩子剧团。

当时我们的学习制度是严格的，每天规定学习两小时。早上学，晚上有时间也要学。每个人书包里都有几本政治学习书籍，如列宁的《论帝国主义》《列宁概论》，也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有时大家坐在小油灯下，认真地阅读，热烈地讨论，那些男孩子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

剧团每周有一次生活检讨会，这对每个同志都有很大约束力。因为大家都不愿在生活检讨会上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受到批评，就意味着落后，无法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每个孩子要求入党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有时做梦时也在要求入党。我因为没有很快入党，曾偷偷地哭过好几次。1943年3月20日，也是剧团解散前夕，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春，剧团突然被宣布解散了，不知道是为什么。直到1979年我去青岛时，听仲侃伯同志讲，当时敌人要对胶东进行大规模“扫荡”，为了保存力量，胶东区党委决定解散剧团。现在回想起来，剧团被解散，对当时整个文艺战线是很大的损失，对剧团本身来说也是很可惜的。十一二岁的孩子已成长为十六七岁的青年了，在政治上、思想上、演出技能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演出效果也逐渐成熟，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方面，已经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力量。

剧团解散后，根据组织分配，我们都各奔东西了，时间长了，大家就失去了联系。全国解放后，每个同志都随着解放大军奔向全国各地，就更难寻找这些童年的战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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