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宝星先生与青岛“年连”
以“年连”的方式呈现姜宝星先生像是一个意外。
一方面作为美术教育家和活动家的他,已经深植人心;另一方面,他暮年的个体创作基本集中在以油画的方式表现民族文化记忆和风土人情,似乎均与“年连”关联不大。
但是,如果翻检他从1962年到1976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早期的主要作品都以“年连”的形式出版,要么作为宣传画、年画招帖,要么作为连环画创作,而且散溢出鲜亮的时代属性和区域特色。
这些作品,就像一份份印证,“滑”出了历史行进的弯道。像入选第三、第四届全国美展的 《海阳民兵》和 《大摆地雷阵》,是 “革命”历程的呈现;《童工》是工厂史写作和阶级斗争的反映;《女民兵》是“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对位;《女游击队员》是中柬(埔寨)友谊的书写;《钓鱼》类近《小兵张嘎》和《闪闪的红星》,是青少年革命教育的普及;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和《砥柱》,则是非常年代的非常表现……
这些创作和时代所保持的紧密关系,充分显现了现实对艺术和艺术家的塑造与改造。“革命的需要”成为一根最大的指针,它因定了艺术家的精神走向和实际工作。
从姜宝星在1976年之后“重现”冤死的“老帅”(《光辉的榜样》中的朱德、《陈毅在孟良崮战役》)会发现,这种类近天安门“四五诗抄”式的表达,其实也在艺术领域有着隐隐的潜行,而他暮年的个体创格追寻,不正是“寻根文学”式的相同反应?
无论是“沂蒙四月”的民间书写,还是“黄河文化记忆”的踏寻,不都是艺术个体追逐深层自我表达的尝试?至于他在黄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青岛油画院”营构,也不正显现了一份营建国内首家专业油画画院的现实事功?
或可以说,姜宝星行至后来的这些动作,为我们认知一代艺术家的心路,提供的既是一份参照,也是一种反思。而他的“前路”,也会为我们分辨与认清美术史祭出一个角度。
即使回归“年连”艺术兴发的本身,由姜宝星的“年连”工作所呈现的语境转换,也会使人明白,从民族民间、古典叙事,到革命史和宣传书写,是怎样完成和表现的。这个过程,又怎样衔接了新一轮的文化经典、文学经典和历史故事的“年连”表达。
由之看,姜宝星在有意和无意间形成的“年连”图景,事实上也是历史留下的一段标本。
这段标本,既可以让我们认清过去,也可以认识当下和未来。
姜宝星(1932-1994),又名江野,生于平度。1947年入伍;1956年入青岛市工人文化宫从事美术普及工作;1960年至1961年曾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 “吴作人工作室”进修;曾参与创办山东油画壁画学会并担任会长,主持创办青岛油画院并任院长,曾任青岛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青岛市美协副主席、中国美协山东分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海阳民兵》《光辉的榜样》《腊月》(油画)、《大摆地雷阵》《女民兵》(年画)、《钓鱼》《女游击队员》《珍奇的动物》(连环画)等,出版有《姜宝星画集》。
姜宝星与青岛的“年连”史
对青岛美术的推动者姜宝星先生而言,“年画”和“连环画”创作似乎并不在他的重点视阈内。
1993年,在他故去的前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了《姜宝星画集》。这本集子里,最显要的是“大黄河文化系列”和“风土人情”系列,所有有出版记录的“年连”作品,几乎一幅也未收录。
不难明白,乡土开掘和更宏阔的思想表达,是姜宝星暮年的精神主旨。而“年连”,看起来似乎因为背负了更多工作与宣传的烙印而被忽略。
事隔多年,及至2014年《姜宝星纪念文集》印行,却有一个与青岛市工人文化宫无法分割的姜宝星浮现在文集里。这或也意味,与公共关联的、工作着的姜宝星,是人们极难忘却的一面。由此,也为我们从工作与宣传的角度,去认识与理解姜宝星及其背后的时代提供了理由。
除此之外,姜宝星所从事的“年连”工作,在房绍青先生之后也呈现出一段创作景观上的接续,这对理解青岛“年连”的创作历史线索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从房绍青生前所撰的创作统计看,他的连环画“景观”在1963年“终结”。山东人民出版社预支了200元《孙安动本》稿费后,此作的出版计划就不了了之,原因是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释放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会议期间江青业已明确“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说法。
而其时的姜宝星,刚刚从中央美院进修班结业。他的油画《海阳民兵》入选了1962年举行的第三届全国美展。这一年,正是姜宝星学习美术的第十个年头。
姜宝星的美术之路
姜宝星的美术之路,是从青青美术社开始的。1953年,姜宝星从平度老家来到青岛,进入国棉一厂工作,业余时间开始学习美术。青青美术社至今还存有学员姜宝星参加写生的照片。姜宝星本人也将之视为自己美术工作的“元年”。 1993年9月24日召开的《姜宝星画集》首发式,横幅上即有“暨从事工会文化工作三十七年,从事美术工作四十年”的字样。
这段训练与学习,也使得姜宝星谋得了到沧口工人俱乐部画电影海报的工作。此间有否贾青青的介绍无从得知。但在当时,青青美术社确实算得上是青岛电影海报绘制的“垄断”机构。
1956年,姜宝星成为青岛工人文化宫的美术干事,一条工人美术的道路立即铺开。正是它,为青岛美术的舒展提供了一条遮风避雨的路径。一方面,它的“业余”属性,使它逃开了多种政治运动围剿下的“白专”或“白旗”的可能,较之于文联专业美术创作组、文化局群文美术辅导系统,甚至是各类教育机构的美术教学组,都更为“安全”;另一方面,它的“工人”旗帜,拥有足够的政治威严,使得美术创作在旗帜下,得以存续并发展。
在1960年赴中央美院进修前,姜宝星主持了1959年青岛市职业美术创作组的发起,在早期的会员中,丁守跃(丁鸿)、丁长仁、夏威、郭才人、马瑞洁、张崇勋、邵立智、贾从源、刘德维、迟先薇(迟薇)、盛显棣等成为最早的骨干。这个创作组在1963年举行的山东省第三届职工业余美术展览会上大放异彩,在随展印行的《山东职工业余美术作品选》画册中,1/4的作品出自该组。其中,迟先薇的《凤凰展翅幸福来》《劳动归来》、盛显棣的《田边知心话》为年画,马瑞洁的《知音者》为连环画,而丁长仁、郭才人、李松林的作品皆为宣传画。
在中央美院,虽然没有赶上马可西莫夫训练班,进入的是吴作人工作室。但“央美”的历史画创作却深深植入姜宝星的内心。姜宝星于1979在青岛市工人文化宫举办《董希文遗作展》时曾写有一篇《论画家董希文的艺术》的万字长文,开头即说:“再没有一个画家像董希文同志的艺术作品那样成功地全面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它像历史教科书一样写下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图卷……”
参与区域历史的艺术书写
尽管从“央美”回归青岛的姜宝星,无法像董希文先生那样构划重大的历史叙事,但参与区域历史的艺术书写,也一度成为他的表达中心。可以说,1962年创作的《海阳民兵》和1964年创作的《大摆地雷阵》都是这种价值观笼罩下的作品,用绘画的方式呈现了胶东解放区的革命景观。二作应该得益于1962年轰动全国的电影《地雷战》,这部电影的公映使得山东海阳人民的英雄事迹盛名远播,对姜宝星的创作构思激发,可以想见。
《海阳民兵》运用的是油画形式,《大摆地雷阵》用的则是更具地方特色的年画形式,缘于当时潍坊木版年画的图式在山东美术界“走红”。《大摆地雷阵》追随《海阳民兵》,入选了1964年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美展。1966年2月和5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将二者作为宣传画作了海量印行,《海阳民兵》初版印刷五万,三个月后二刷至二十七万,而《大摆地雷阵》起印就是二十万份。或可以说,对区域革命形象的描画,开启了姜宝星的一条创作道路。在这一时期,他的另一幅宣传画《女民兵》也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63年10月印行。
1965年5月,姜宝星的第一组系列插画作品《童工》,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这组作品是工厂史写作勃兴的结果。伴随“大跃进”的渐次深入,工厂史、公社史、部队史和革命史的书写成为广泛的社会书写的一部分,并沿循文艺书写和史实记述的两种形式展开。姜宝星绘制的《童工》,包含了以青岛华新纺织染厂艺徒养成所为背景的工厂史“文艺书写”,原文由出版社组织编辑,内容所及还包括上海永福源五金厂、上海勤工造纸厂。
文革甫起,整个社会陷入“红海洋”的狂潮,领袖描绘则成为不可回避的集体书写。这个阶段,在宣传画领域,姜宝星先后出版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与潍坊工人文化宫张宏宾合作)。
在连环画领域,他出版了两本彩色连环画,综合了水彩和水粉的表现效果。一本是1973年2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女游击队员》,绘制了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女游击队员消灭朗诺伪军的故事。而几乎与创作行进同时,西哈努克亲王访问青岛,报纸载——1972年8月13日,西哈努克偕夫人莫尼列一行29人,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徐向前及中国驻柬大使康矛召等陪同下,由济南乘专列抵青访问、休假,19日离开青岛。
另一册《钓鱼》,1974年2月亦是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写了一个农村抗日少年除汉奸翻译的故事。这类少儿教育的出版物,也是“文革”后期,出版机构逐步恢复工作的尝试之一。此间的谨慎不必待言,从人物形象到构思,会让人联想起1963年1月公映的电影《小兵张嘎》。
除此之外,“工人精神”的呈现,算得上是他本职工作的必然。 1973年5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了《山东美术作品选(油画选页)》,16张作品活页中,收录有姜宝星描绘纺织女工岗位风采的《接班》。
1976年5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了他与窦世魁、项维仁合作的《奇志》,呈现了女伞兵的飒爽英姿。时至今日,关于“中国女伞兵成长史”的报道,也依然在使用“姽婳自古多奇志,漫天撒满巾帼花”的描述。有关于这次合作,项维仁还记得,他们三人各自起了一张正稿,都是用水粉画的。其时,姜宝星一定没有想到,作为职工美术活动新晋的活跃分子——窦世魁和项维仁,日后会成为青岛“年连”创作后续的代表人物。
深层描绘山东的风土人情
姜宝星更深层的艺术活动发动工作,是从“文革”后开始的。随着职工彩画研究会、漫画研究会、中国画研究会、版画研究会等分支组织的建立,诸多散布于社会各界的美术爱好者,纷纷涌向青岛市工人文化宫这个平台,姜宝星成为青岛画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请进来”“走出去”也成为工人文化宫美术工作的重心,彦涵、华君武、方成、袁运甫、祝大年、文金杨、夏培跃等一批实力派画家受邀来青举办讲座与展览;在董希文的遗作展后,还举办了王式廓的遗作展,以“大家”的作品拓展了本土的美术视野;而姜宝星也在发起架构山东油画壁画学会的同时,策划推动了“山东风土人情油画展”(1984)和“青岛美油画展”(1985)的进京展出,围绕两个展览出版的《山东风土人情油画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山东风土人情油画作品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7月版),以及《美术作品·美丽的海滨》专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4年10月版),成为推动区域美术传播的重要文本。
此时的姜宝星早已意不在“年连”了。 1979年9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以朱德形象为素材的《光辉的榜样》,和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两本水粉科普连环画 《珍奇的动物》(1979年9月版)、《有趣的鸟类》(1981年8月版),大约是姜宝星此类工作的“尾声”。
他正沉浸在民族文化记忆追寻和地方风土书写的双重叙事当中,他深具统领地位的美术工作者形象和他作为艺术家的英雄主义追求合二为一,他在寻求更为宏大的建构……
1989年,已然57岁的姜宝星,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但他还是从青岛工人文化宫调至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黄岛)创建“青岛油画院”,或见其不灭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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