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土难离》看当代公务员文学创作的意义
近二十年来，公务员群体中的作家及文学爱好者数量急剧上升。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的公务员与日俱增，其中一些作者及作品影响广泛。最有名的例子便是顺德海关公务员石悦用笔名“当年明月”创作的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儿》问世后所引起的轰动。而其他人的作品虽没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但无论出于自娱自乐的动机而成，还是出于对文学的由衷热爱而就，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者的人文情怀和文学素养。陕西公务员祁玉江的散文集《故土难离》就属此列。
祁玉江，现任延安市人大副主任、中共延安市宝塔区委书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除《故土难离》之外，还出版了《踏遍青山》《心系天涯》等散文集部，随笔集部，并主编了《志丹文库》和《陕北说书》两部大型文典。祁玉江长年坚持散文创作并取得的成就，在公务员文学创作群体中颇具代表性。我们可以从其散文集《故土难离》中窥见公务员这一群体文学创作的积极意义。
首先，《故土难离》表现了作者绵长深厚的故土情怀。《故土难离》中的多数篇章，书写的是作者对自己故乡和亲人的深切怀念，以及对童年、少年生活经历的追忆。作者是陕北子长县人，书中多次出现故乡瓦窑堡涧峪岔，作者说这里是他“永远值得回忆和
向往的地方”。《陕北民间五俗》详尽地介绍了陕北民间风俗中的合龙口、拉碾子、定亲、过关、丧葬五种独特习俗。《陕北民间五艺》则写到了陕北人自娱自乐的五种方式：唱民歌、扭秧歌、吹唢呐、转九曲、听说书。近年来不少传统习俗被人们丢弃，尤其是 后、后对于老祖宗留下的传统知之甚少，使得民俗文化的传承变得愈发艰难。作者对于家乡传统习俗、技艺等的记忆、记录，无疑是对民俗文化的一种保留和传播。
童年的记忆是最难忘的。作者已经走出大山，为官理政多年，然而回首往事时，最魂牵梦萦的还是童年的家园。这不仅因为家乡特殊的民俗文化十分丰富且特色鲜明，更因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者和他同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在作者的记忆里难以抹去。书中多次出现对当时生活艰难状况的描写：“我小的时候，家境十分贫寒，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经常饿得心慌意乱，难以入眠。”（《常思母亲教导》）“学校每天两顿饭，早饭往往是一勺玉米糊糊，一个‘老黄\’；晚饭是一碗洋芋白菜，上面漂几点油星，外加一个‘老黄\’或‘老白\’，只
能吃个半饱……穿的就更为朴素，一身粗布衣服一年四季穿在身上，冬天装上棉花当棉衣，夏天抽去棉絮作单衣，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永不忘却的记忆》）“从我记事起，就没吃过多少好饭，酸白菜、煮洋芋、小米苦菜稀饭、糠窝窝就是家常便饭。遇到天年不好，就连这些东西都不够吃，还要加些榆树叶、黄芥叶、槐树花、荞麦花来充饥……心里饿得发慌，就埋怨母亲为什么不做饭，可岂知家里哪有多余的口粮？”（《吃饭》）
祁玉江以朴素而深挚的笔墨，不仅描写了“那个年代”陕北底层生存的状况，也表达了对父老乡亲的同情、悲悯与感恩。因为有至为沉痛的亲历，所以有民胞物与的理解。他明白村里的大老张在送饭途中偷吃饭食是因为实在饿极，老张死后，“人们给他穿老衣时，才发现他腿脚浮肿，全身瘦得皮包骨头。”（《难忘的一幕》）他难忘读书时教语文的郑老师对他的悉心帮助，更为了儿时的伙伴们至今还未脱贫致富而感慨唏嘘。在《兄弟，你们的命咋这么苦》《我的几位农民兄弟》等篇章中，作者讲到伙伴被生活蹉跎成了鲁迅笔下
的“闰土”，看到他们的现状，以及见了“我”目光呆滞的样子，“我”难禁感伤，满怀焦灼。
其次，祁玉江的散文取材范围十分广泛，对人物的刻画也极为生动，反映出作者视域的宽阔和对生活的留心观察与细心感悟。从故乡的山、故乡的事、故乡的人，到野草、窑洞、毛驴、柳树、鸟雀，甚至家中早年养的狗，都成为作者摹绘的对象。这些人与物，经过作者别具匠心地描写，形象生动地跃然纸上，别具一种鲜活感。对于草木鸟兽的描写与歌颂，也反映出作者对自然的满腔热爱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在他的笔下，毛驴像人一样“心地善良”且浑身是宝，作者还用独特的眼光，看到了毛驴在抗战期间不辞辛苦地为前线运送粮食的功绩；他为野草作赋，讴歌野草的无私；他怀念自家早年养过的一只大花狗，为狗的无限忠诚和勇猛强悍感到骄傲，又为狗最终的下落不明倍感痛苦遗憾……《故土难离》中的人物刻画，可以说十分到位。作者写到了自己的祖父、外婆、父母等亲人，这些人物在作者笔下性格突出，形象十分饱满。尤其是回忆自己的母亲时，通过对人物的语言、动作及
其它细节描写，将一位勤劳善良又带有某些封建思想的母亲，生动地刻画出来，很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此外，作者也非常善于用“讲故事”的方式从侧面烘托人物性格。在《印象中的爷爷》一文中，作者讲述了祖父一生的经历，生动详尽，娓娓道来，让读者看到了一位疼爱儿孙、多才多艺、有些好吃懒做、平生多灾多难的乡村老者形象。
清朝最大的散文派别桐城派创始人方苞继承了“唐宋派”的为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指好文章既要有内容，又要有形式与技巧。祁玉江的散文就做到了这点，不仅内容充实，而且叙事详略安排得当，起、承、转、合都拿捏得比较恰当，当起处起，当止处止，收放自如。此外，他的散文语言流畅而俗常，丝毫不矫揉造作，时有方言词汇融入，既有利于作者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也使得文章别有一种“接地气”的亲切感。
祁玉江是一位国家公务员而非职业作家，文学写作之余他属于“馀事”，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良化个人精神状态。《故土难离》以及其它散文集的创作，是作
为国家公务员角色承担之外的另一种个人行走方式，它们让我们看到了祁玉江人格情怀的另一面。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下公务员文学创作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中国古代参与文学创作的文人，通常也是管理国家事务的官吏。从屈原到司马迁，从张九龄、杜甫、韩愈、柳宗元到王安石、辛弃疾、龚自珍等等，不可胜数。近代以来，随着世局的急剧变迁，知识分子逐渐从官员等社会角色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操劳政务而又能兼顾文学创作的官员，数量日益减少。改革开放后，国家大力倡导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国家公务员的思想觉悟以及文化修养取得了长足进步。只有在知识化的公务员队伍中，才可能出现专家型、学者型、作家型等等的干部。
自古及今，“政声文采两风流”是很多官员的愿望，这是无可厚非的。正如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曾言：“想当官的作家，不如想当作家的官。”虽属戏谑之词，但意在强调“想当作家”的官员，其人
文素养更为良好。当然，当下公务员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存在着水平参差的情况。王剑冰先生指出：“我首先不反对领导干部写散文，在古代几乎所有的散文大家都是出自于各种官员。现今的官员文化水平越来越高，那么他们写点散文，有点文学素养，是不多余的。时代其实也向各种官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就是要全面掌握和了解各种知识和技能，以便领导和应对各种工作和新生事物。”
文学对人心的滋润，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代中国的公务员应该在工作中敬业爱岗，恪尽职守，贯彻国家政策，公平公正处理事务，同时也需要以文学滋养心灵，丰富情感。在公务员群体里愈来愈多的文学爱好者当中，祁玉江是颇具代表性的一员。从他对文学的坚持，从其一系列散文集出版后受到的好评中，我们以小见大地看到了公务员文学创作方兴未艾的景象，我们也殷切期待公务员群体中有更多的作家、更好的作品出现。
◆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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