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斤半
27斤半，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对城市居民每月的粮食供应标准。
那时全国缺粮，国家实行定量供给制。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定量还很人性化：城市居民每月27斤半；干部30斤；工人苦重定得最高，但根据苦的轻重还分三等：那些从事铸工、锻工等苦最重工种的工人，每月41斤；保管员35斤；营业员32斤。一家发一个粮本，每月下旬到指定粮站去购买。
每月到了下旬，上一月供应的粮就几乎吃完，单等接济，于是每月的买粮就成了每个家庭最兴奋的一件事。兴冲冲地去，兴冲冲地排队，兴冲冲地装米装面装豆子。一切停当后，孩子们兴奋得不得了，可大人们看着那两半袋米面、一把豆子，不由一声叹息：太少了。是啊，那时几乎家家缺粮，黑市里根本没卖的，到食堂买的吃得有粮票。
那时我家五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干部。所以每月买的粮少之又少。要精打细算才勉强刚够一个月吃。期间，母亲最担心是家里来亲戚同学。亲戚同学来了，就要给管饭，一管饭，我家的粮食就出现了亏空，补亏空是母亲最头疼的一件事。
记得一次，来了一个母亲的女同学，叫刘淑云，在志丹县工作。说是来延安人事局开一个什么证明。这个刘姨姨母亲常提起，说刘姨姨是她上学时最好的同学，她们两个住一个宿舍，亲如姐妹。果然，刘姨姨的到来使母亲笑成了一朵花。可第一天刘姨姨因人不在事未办成回来了，母亲宽慰道，没事，明天再办。第二天又因领导不在未办成回来了，母亲虽然还做了宽慰，但脸上已没了热情。第三天又因拿章子的不在未办成回来了，母亲就黑了脸。第四天刘姨姨又出去办事了。我想，今天办成办不成，她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果然就再也没有回来。
为此我埋怨母亲：“你们不是最要好的同学吗？你咋还……”母亲没有吭声，只是显出满眼的愧疚。
这不能怨母亲。刘姨姨住的越久，我家的粮食亏空就越大，一家人就要挨饿呀！在那个年代，深厚的姐妹情让几碗饭就给撕裂了，现在想来真是不可思议。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81年才有所好转。那年已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第三年。在实行包产到户后的三年里，农民以空前的积极性种粮打粮，终于使粮食多了起来。那时虽然还在实行供应制，标准也没有变，但黑市上已有人卖粮，可以买一点接济；食堂里也有了议价馍：有粮票五分一个，没粮票一毛一个。
能放开吃的日子出现在1983年。那时我在元龙寺中学教学。一天，我去元龙寺供销社买东西，正碰上两个从姚店赶集回来的农民在供销社门口炫耀：今天可吃饱了。姚店开了个管饱吃饭馆，卖面的，出钱管饱吃，能吃多少吃多少。
真正的放开吃是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国家已不再对粮食统购统销，粮食市场全部放开，于是个人粮店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想买多少就买多少，管够。
此后粮食越来越多，同时肉类菜水也越来越多。充足的主食和付食使人们的饮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买肉要肥的现在要廋的；大米白面不吃香小米玉米仁子倒成了好东西。
而今，超市里米面成垛，青油成排，还有那包装精美的饼干、米花、火腿肠等数不清的食品绽放在货架上，吸引顾客的眼球。
但愿这样的日子长久，让“27斤半”成为永久的记忆。
张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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