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主党派的历史与优良传统延安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市委主委霍满鹏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努力探索救国救民之道，历尽曲折艰辛，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与中国共产党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全新事业，各民主党派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将老一代民主党派人士在民主革命时期同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不断地发扬光大，努力将民主党派建成一支适应时代要求的参政党队伍，实现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
一、历尽曲折坚持斗争
民主党派先驱者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合作共事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二大”时，全国党员人数仅195人，难以承担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当务之急，是迅速改变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的局面。因此，中共“二大”明确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中共“三大”决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中山先生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标志。
国民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分裂对峙，第三种政治势力暂露头角，并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民主党派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
1928年6月，朱蕴山、邓初民、谭平山、章伯钧等既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政策，也不赞同共产党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做法的一些人士，在《莫斯科宣言》的影响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史称“第三党”），选举邓演达（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为总负责人，在他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
1930年8月，邓演达回国后，将“中华革命党”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邓演达为总干事。当时，邓演达曾派人主动找中共负责人商讨，希望与中共全面建立联合反蒋战线。由于中共当时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把他们看作是没有独立性的一部分失意的小资产阶级组织的政党，是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工具，拒绝与新成立的友党合作。1931年11月，邓演达在南京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由黄琪翔等领导继续斗争，但处境艰难。
二、团结抗日共赴国难
1931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直接影响了国内政治关系的变化。国民党民主派爱国人士、民主党派纷纷打出：“抗日反蒋”旗帜，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根据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于1935年11月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同时调整了本党的方针路线，确立了抗日、联共、反蒋的方针，积极与中共配合，共同抗日。
蒋介石政府不抗日，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各地区自发地组织了救国会，先后有60多个救国会团体成立。1936年5月，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推举沈钧儒、李公仆、章乃器等14人为常务委员，指导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救国会”成立后，立即提出自己的主张：要求各党派应立即停止内战，联合全国各界人士，一致抗日。从此，“救国会”就成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组织合作的一座桥梁。可国民党当局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被国民党当局扣押之后，中国共产党首先发表声明，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国民党民主派、各界爱国人士和民主党派立即配合中共的行动，在全国各界掀起了一个共同营救七君子运动，进而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
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了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在民族危急的情况下，在全国民众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共同抗日，共赴国难。但蒋介石集团却始终没有忘记反共，期间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最为严重的就是“皖南事变”。
在蒋介石集团制造“皖南事变”迫害共产党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濒临解体的危难时刻，国民党民主派、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立即站出来主持正义，与中共一起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41年3月19日，6个民主党派联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中共的支持和协助下，当年9月在香港出版了自己的报纸《光明报》，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总部决定改变政团联合体为广大民主分子个人
的联合体，故去掉了“政团”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时，采取的“三三制”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中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开端。
三、和平民主并肩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又诞生了7个民主党派组织，民主党派力量空前壮大，它们是1945年10月，谭平山、陈铭枢等人在重庆成立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6年4月，李济深、何香凝等在广州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7年11月，冯玉祥将军在纽约成立的“中国和平民主联盟”；1945年12月，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1945年12月，马叙伦、王绍鏊等人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6年5月，褚辅成、许德珩等人在重庆成立的“九三学社”简称“九三”；1947年11月，谢雪红、杨克煌等在香港成立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双方几度陷入僵局，各民主党派通过新闻媒体发表了《告国共两党的公开信》，促使蒋介石又重新回到谈判桌上，签订了《双十协定》。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时，各民主党派以第三者的身份出面调停国共关系，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旧政协会议期间，中共和参加会议的民盟有个不成文的君子协定，双方配合非常默契，开创了民主协商的先例。
在蒋介石政府制造一连串暴力事件，各民主党派受到迫害，面临白色恐怖时，首先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心和支持，这就使他们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本来面目，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并肩战斗的决心，纷纷参加了中共领导的第二战线的斗争。
四、政治协商共创新政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民主党派在关系到中国
向何处去，在中国面临两种命运的决战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
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也尽其所能，积极配合中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很多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伴随着革命的胜利，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新政协，以空前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新的国家的筹备工作。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奋斗已久的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已经实现，也标志着民主党派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主党派参与新政权的创立和管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共同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五、发扬传统长期共存
1、爱国主义的传统
爱国主义是一种长期积累起来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它集中表现为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表现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为争取祖国统一、繁荣富强而英勇奋斗的献身精神。各民主党派产生于20世纪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从一开始就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使得民主党派的政治立场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大体一致并日益接近。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在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实践中，形成了民主党派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民主党派经过反复的比较鉴别，经过自我内心世界的矛盾和斗争，由最初的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到最后完成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变，即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而完成了民主党派自身的政治使命和自我历史定位的转变。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体现了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态度和立场以及爱国主义的精神情结。
近代中国历史表明，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经历了屈辱和痛苦后所作出的正确选择，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爱国主义在当代中国最集中和最生动的体现。它用强国富民、促进祖国统一的理论和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原则与国家、民族利益原则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
这是新世纪新阶段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和本质特征。这种把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的集体主义，使中华民族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浓厚的认同感。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爱国主义是民主党派不断前进的共同思想基础和根本动力。
2、争取民主的传统
民主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现代政治发展内在的本质要求。中国的民主党派与西方议会型政党不同，它们产生于没有丝毫民主气息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从它诞生那天起，就高举起争取民主的大旗。民主党派的创始人大多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他们很多人不仅是民国初年议会多党政治的参与者，对议会多党政治在中国的悲惨命运有着亲身的体验和切肤之痛，而且又亲受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之迫害。所以，他们坚决反对一党专制制度，毕生都在追求民主政治制度的实现。因此，各民主党派纲领中都集中体现了民主理念，爱国民主运动是民主党派的主要政治实践。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中，民主党派的最大优势在于，一方面具有历史传统所普遍存在的对民主的强烈渴望和执著追求，成为社会民主进程中的推动力；另一方面能从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出发，理性地逐渐地推动着各项民主制度的建设。
3、求真务实的传统
各民主党派成立的时间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人员组成不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也不完全一致，他们之所以从不同的场合走到一起皆是建立在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实心报国的思想基础之上而若合符节、殊途同归的。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在为民族复兴而奋斗的社会实践中，各民主党派形成了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并且伴随着时代的步伐而不断丰富。民主党派多数成员毕生追求进步，崇尚真理，求取实绩，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不计名利得失，不争功大功小，始终默默无闻，踏踏实实，无私奉献。
4、团结合作的传统
在民主革命时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反帝爱国、争取民主的共同思想基础上，党派之间的关系由相互同
情、相互支持逐步发展到全面合作，并经过血与火的考验，上升到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亲密合作关系。新中国建立后，他们以天下为已任，以新中国主人的姿态，发挥他们有渊博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和殷实资产的优势为新中国服务。在帮助党和国家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完成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民主党派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并将自己的纲领提高到社会主义水平，已成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政党，提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已经成为建立在劳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同志式的合作关系。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带领所联系的社会阶层和广大党派成员，积极献策献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做出了特殊贡献。
5、自我教育的传统
自我教育是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自觉调整自我行为的一种内部驱动机制，这种内部驱动机制具有超强的可塑性和稳定性。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共同特点是更愿意接受自我理性的选择过程而不愿接受外部强制的选择。各民主党派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党，成员的文化知识结构较高，本身具有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和自我认同的能力。各民主党派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选择就是从对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作出深层次认识基础上，在自我教育和自我实践中达成的共识。新中国建立后，各民主党派成员在自愿自觉基础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形成了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识。2007年，为实现在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各民主党派相继开展了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主题的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更加巩固了各民主党派成员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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