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单位要接待一批客人，因为有我的任务去开会，才知道接待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行。他们为纪念人民广播事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成立70周年，到延安来寻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其前身为1940年12月30日诞生在延安王皮湾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12月5日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到开国大典，从抗击风雪到汶川地震，从火炬传递到北京奥运，永不消逝的电波带着生命的温暖与宝贵、民族的光荣与梦想、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响彻天际，直抵人心。70年，真是弹指一挥间！
记忆中的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视是绝对的奢侈品，但广播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并不鲜见。县城里，高高的电线杆上面向几个方向的大喇叭，全城人几乎都能听到播音。在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公社或者生产队免
费拉的有线广播。广播由广播站定时播出，节目有转播中央的、省上的新闻类“报纸摘要”节目，也有当地广播站自己制作的。那时候收音机尽管不普及，但不鲜见，我家就有台收音机，用的是干电池，方方正正的，就是一件家具。它高高地放在柜子上，妈妈天天把它擦得干干净净的。妈妈下班后，我们放学了，才能打开收音机，听一听节目。节目肯定要比有线广播内容丰富得多，也吸引人得多。我们姐妹最爱听的就是“小喇叭”这一档节目，节目里又设置了三、四个小栏目，最有印象的是“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孙爷爷学什么像什么，听着他的声音，仿佛看到了他和蔼、可亲，慈祥的面孔。每次都觉得节目时间太短，总是没听够，只好再盼
着第二天“嗒滴嗒，嗒滴嗒，小喇叭开始广播啦”的音乐响起……
时间进入到八十年代，电视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件了，城里的普通人家都有电视，家庭稍好点的是彩色，一般的就买个黑白的。每天晚上，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就像今天的全家看“春晚”一样。收音机放到不起眼儿的角落里，渐渐被冷落了。已经是1987年了，我从学校分配到乡镇中学当老师，学校有一台电视，由于地处偏远，信号很差，看电视时，图像布满雪花，一个人要专门站到电视后面，手摇着电视天线，捕捉信号，就这样，对于长期生活在基层、文化生活贫乏的同事们，大家还是津津有味地围坐在会议室里，看着说着。我感觉，与其说是看
电视，不如说是同事们因电视的聚谈会，话题都从电视播放的内容引出，看清楚了就看会儿，看不清楚了就拉话，反正比在家热闹。因为我刚到农村，还没有习惯看这样的电视，就买了台收录机，自己在办公室自得其乐。
八十年代，收音机大多与录音机合二为一成收录机。比起七十年代，外观、功能、质量都上乘了许多，能收到许多省台的节目，中央台就有几套。我当时在学校上英语课，录音功能给学生们播放英语磁带，提高听力，收音功能则用来丰富我的生活，虽然有许多电台，但比较起来，还是偏爱中央电台的。只要没课的时候，我的收音机就一直开着，我记住了收听时段的固定节目单，
“广播剧”、“午间半小时”、“长篇小说连播”、“今晚八点半”等都是我必听的，更晚一点谈心类节目讨论的正是年轻人初涉社会对于爱情、事业、生活的困惑，我常常都是按着钟点订好闹钟提醒自己去收听。就这样，电台一直陪伴着我走过了在农村物质艰苦和文化单调的几年，通过电台，我“读”了《平凡的世界》、《夜幕下的哈尔滨》等名作，“认识”了方明、雅坤、李野墨、王刚等著名播音员、演播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陪伴着我渡过了童年、少年和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好时光。
九十年代后期，电视已经不算家庭几大件，而是成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电脑也慢慢应用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丰富了许多，收音机越
来越微型化，不再作为家庭的装饰品摆放了，而是以便于携带、方便收听为主要功能。1999年，我去西藏，因为路途遥遥、行期漫漫，我带了台便携式小收音机路上解闷。到西藏的许多地方后才发现，因为诸多客观条件所限，当地电力短缺，每天晚上供几小时电，电视当然看不顺畅。报纸也因为路途遥远、气候恶劣、交通不便成为一月甚至半年送一次的“抱纸”，信息闭塞、生活单调使人百无聊赖。我带的小小收音机派上了用场，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所有节目成为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仿佛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我成了大家的中心
……
70年，承载着梦想，壮大了人民的广播事业；70年，伴随着电波，成长了一代代人。衷心祝贺人民广播事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70年华诞！祝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越办越好！
●冯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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