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王淑琴
?●知青在劳动中（资料图片）
离开北京来到陕西洛川插队已经有300个日日夜夜了，在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身心得到了锻炼。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就会想家，想爸爸妈妈……
想家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一天收工后，我们回到黑黢黢的窑洞，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做饭的做饭，挑水的挑水。吃饭时，有个同学提议：“咱们回家吧！”一听“回家”这个词，几个人就像打了鸡血般兴奋起来。家，那可是我们朝思暮想的祈盼；回家，也是藏在我们内心深处、谁都不想提及的话题。“家”永远是令人向往的地方，因为在那里，有渴望的温暖和爱。
“回家”这个词，就像打开了沉淀于我们心中那扇“思念”的闸门。我们都开始欣喜若狂，开始沉浸在“回家”的幸福之中。“队上让咱们走吗？”“咱们走了还回来吗？”“怎么坐车？在哪儿倒车？怎么买票？”“听说北京国庆节后也不能随便进京……”一连串的问题成了我们热议的焦点。我提议：“咱们还是先写封信告诉家里，让家里人把回家的路费寄来吧！”
“是啊！没钱怎么买票回家啊！”几个人异口同声。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大家都翻箱倒柜找出笔和纸，趴挤在油灯下开始写信，激动的心情都跃然纸上。第二天早晨，像往常一样，天刚亮，队长就来叫我们出工。隔着窑门，我告诉队长：“今天我们要去县城办事，请一天假。”队长应声走了。我们也急着起来，吃了早饭，就往县城赶。我们要把写好的信送到邮局，这样的话，家里就能早点儿收到信。
那天，正是县城赶集的日子，公路上的行人和毛驴车多了起来，十里八乡的村民穿戴整齐，老汉的头上裹了羊肚手巾，女人们穿着漂亮的花衣裳，婆姨们的头上顶着一条长长的、手工织成的白棉纱头巾，柔软得像丝绸一样顺肩飘落下来，晃动着。大家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真是一道格外亮眼的风景线。
村子距离县城12里，步行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来到邮局，看到邮局里边的人很多，有寄信的、取款的、取包裹的，还有打电报的，两个营业员忙得不亦乐乎。原本业务量不大的县邮局，自从北京知青来到这里，每天的业务量如同之前一个月的工作量。我们把信交给热情的营业员，还特别叮嘱：“信中有要紧的事，请早点帮我们把信发出去啊！”陕北人的一句“没麻达”，让我们心里踏实了许多。
从邮局走出来，这一公里长的街道上已经是人来人往，不宽的道路两旁摆满了卖货的摊位。虽然品种过于单调，可干农活用的工具应有尽有，吸引我们眼球的是那一双双用五彩丝线纳成的鞋垫。鞋垫大小不一，上面绣着各种图案。有象征婚姻幸福的鸳鸯，也有寓示百年好合的荷花，还有成双成对的红双喜字。各种美好祝福被巧妇们一针一线地纳在鞋垫上，不但好看，而且结实耐用。我们漫无目的地在集市上东瞅瞅西逛逛，喜欢那人多的热闹场面，像逛北京的庙会。自从信寄出后，我们都沉浸在快要回家的幸福之中，干起活来也特别卖力。大约过了十来天，陆续收到了家里汇款的我们都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跟队长申请请假回家。队长非常同情和理解我们，亲自跑到大队给我们开了可以回家的证明信。与此同时，也告知我们：“想要回家，还要得到公社的批准。”听了队长的话，我们顿时变得忧心忡忡：“公社不批怎么办？”于是，我们几个人又开始研究能够得到公社领导批准的“措辞”。第二天，我们满怀信心地来到九里之外的永乡公社。一进院子，就迎面碰上了公社程书记。程书记看到我们之后，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
“如果放你们回去，你们不回来了可咋办？”程书记把我们招呼到办公室问清来由后，操着浓重的陕北话试探性地问我们。
“请领导放心，我们过了春节就马上回来，绝不耽误春耕……”听了程书记的问话，我们把准备好的词一股脑地倒了出来。
程书记看着我们笑了，意味深长地说：“刚开始给你们生产队分了十个女子，队长还有意见，担心干不动活咋办。没想到你们这些女子，在劳动方面比村里那些男娃都能干，老乡们没有不夸你们的。你们离开父母也快一年了，也该回去看望一下，我同意啦！”听了程书记的话，我们几个高兴得蹦了起来。拿到了盖着公社红印章的证明信，就像得到了尚方宝剑，这可是回家路上以及回到北京后的身份证明。
得到了公社的准许，我们回到村里就开始收拾行李。不怕您见笑，别看我们嘴上和领导保证得挺好，可内心却抱有一丝幻想，那就是回到北京有可能就不回来了！
由于产生了“不想回来”的念头，行动也就随之而来。我们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把能带走的东西都装在包里，最后还把被子褥子都给拆了，里和面都打包在行李中。当时除了有三个大木箱子带不走，我们把其中两个同学的一个帆布箱和一个皮箱也都塞得满满的，还有多个旅行包也塞满了，这架势真有一去不复返的样子。当天晚上，看着这些行李堆放在土炕上，我们兴奋得都睡不着觉了！
第二天，队长王志强亲自套上驴车送我们到车站，老乡们为我们能回家见父母而高兴，帮我们把行李装在车上，恋恋不舍地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赶到县城汽车站去买票时，售票员说：“开往铜川的汽车票没有了。”听到这话，我们脸上的喜悦顿时不见了。队长看着我们着急的样子，逗我们说：“那就回村吧！”我们不甘心，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在想着办法。
只见队长在汽车站附近溜达，向在此休息的货车司机打听，看他们当中是否有人开车去铜川。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些司机当中，正好有一位从延安开车去铜川拉煤的司机。
只要能回家，拉煤车就拉煤车吧！在经过司机的同意后，我们几个不管不顾地顺着车帮爬到了车的货厢里。
货厢里到处都是煤灰，找不到一块能坐的地方。“站着也行。”即便这样，我们还是很满足。队长看着我们上了车，帮助我们把行李放好，并叮嘱我们路上要注意安全。还不忘和司机交代，让司机把我们送到火车站，队长才放心地回村了。
大卡车沿着蜿蜒崎岖的山路一路奔驰，坎坷不平的渣石路让卡车不时发出“哐哐哐”的响声，车厢剧烈地上下跳动左右摇晃，我们五个人紧抓着车帮迎风而立，一会儿东倒，一会儿西歪。车上的一堆行李被颠簸得四分五裂。汽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后，在黄陵县停了下来。此时，我们的两条腿都硬得发直，脑门儿被风吹得挺疼。于是我们决定换个姿势蹲着。可车子的颠簸使我们根本蹲不住，这时候，我们只好不再顾及那么多黑煤灰了，坐在车厢里。坐下来后，身体的晃动力减小了，可那上下颠簸跳动却依然没有减弱，车尾的黑粉尘被路上飞扬的黄土卷着，时不时地扑天而落。就这样，汽车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颠簸，终于到达了煤城铜川。司机师傅把车停在了火车站前，向我们每个人收取了三元的路费。
下车后，我们几个人你看看我，我望望你，不由得哈哈哈地笑了起来。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黑乎乎的，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的，头发还乱蓬蓬的，和逃荒的难民一样。我们来到候车室，掸去身上的灰尘，找到洗脸处，对着镜子梳洗打扮了一番，才算找回自己的模样。
铜川火车站候车室面积不大，十分简陋，地上除了行李，到处是人。有在此候车的，也有无家可归的乞讨人，还有身患残疾的流浪者。乱哄哄的，空气里散发着污浊的臭味。我们把行李堆积在一起，用绳子连了起来，由两个人专门看管，另外三个人到售票窗口轮换排队，这样挨过了一整夜。
天亮了，售票的小窗口终于打开了！
“买去北京的车票。”我向售票员递上象征着我们身份的介绍信。
“到北京的车票不让卖。”听了我的话，售票员随口就说。
临行前的担心终于出现了！此时，容不得我们商量和思考。因为后面排队的人很多，我马上问：“那我买去丰台的票可以吗？”
“可以。”售票员回答。
其实丰台与北京只有十几公里的距离，先到丰台再说。因为到了丰台，离家也就不远了。于是，我们登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距离北京又近了一截。
经过五个小时的辗转，绿皮火车到了西安站。我们把行李放在小件寄存处，先到售票处办理了加快手续。确定了车次和到达北京站的时间，就准备给家里发电报。一打听，钟楼附近有个电信局。我们顺着解放路找到了钟楼电信局，将电报连同那颗滚烫的思乡之心一起发了出去。走出大厅，无心游览近在咫尺的钟楼，回到车站，早早地来到候车室候车。
西安火车站的候车室宽敞明亮。按着乘车方向，划分出候车区域。候车室内虽然也是人头攒动，但是很有秩序。我们找到了开往北京的80次列车的候车区，就近放下行李，坐在木条椅上，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因为我们再坐上火车，火车再次停下来的时候就到家了！我们的眼睛不时地看着那挂在墙上滴答滴答摆动着的大钟，候车的时间与我们归心似箭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显得那么漫长。
终于听到广播喇叭里传出：“开往北京方向的80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我们随之忙了起来，手提肩扛地站在拥挤的队伍里，手里还紧紧攥住那张纸质的回家车票。检票口一打开，人流就如潮涌入站内，通过天桥到第二站台上车，急促的旅客进站后几乎都是一路小跑。我们相互照应着以防走散。提着箱子的那位同学，由于箱子太重，又生气又着急，一下楼梯就把箱子甩了出去。这时，后面过来一位小伙，不由分说提起箱子边走边说：“来，我帮你提着，你们是几号车厢？”我们看有人帮忙，连声道谢，真是遇到了活雷锋。
说来也巧，他和我们同车厢，并且和我们的座位紧挨着。有这位“雷锋”的帮助，我们省了好多力气。只见他脱了鞋站在座位上，先把两个箱子分别举过头顶，放在行李架上，再把我们的大包小包码放整齐，累得满头大汗。这种助人为乐的行为让我们肃然起敬。
火车在皎洁的月色中驶出了西安车站。一路同行的旅客，因旅行结下了缘，相互聊着家常。当他们知道我们是北京知青时，都向我们投来敬佩的目光。感到我们这些娃跑到这么远来插队，真是了不起。也有人十分好奇地向我们打听在农村的一些情况，我们如数家珍地和他们聊起插队中的琐事……
深夜，列车行驶在中原大地，车厢里只能听到车轮与铁轨单调的摩擦声，疲惫的旅客渐渐进入梦乡，偶尔也会听到鼾声。过道上也坐满了旅客，有人干脆铺张报纸躺在座位底下。
没有困意的我，一直望着窗外，列车从郑州开始向北运行，此时的天际，已薄雾冥冥。又过了一会儿，黎明的曙光揭去夜幕的轻纱，那些田地、树木、房屋都随着火车的行进在眼前一晃而过。广播里传来悠扬的歌声。喜欢唱歌的我们也跟着唱了起来，车厢里回荡着我们的歌声。周围的旅客为我们鼓掌，还把带来的零食送给我们。
经过一夜一天的行驶，列车终于快到站了！我们早早地打开车窗，探着身子，触景生情地唱起那首“北京城啊，灯火辉煌……”
列车拖着长笛，减速进入了北京站，站台上有三三两两的接站人。“妈……”当我们看到自己的母亲时，不约而同地呼喊着一个声音，这一声呼喊划破了站台原有的宁静。家人追逐着缓缓停稳的列车，那位“雷锋”小伙，已经把我们的行李取下来，又帮助我们把行李从窗口递了出去。我们的家人知道我们一路上得到了他的帮助，握住小伙的手表示谢意。我们跑下车，紧紧地抱住了自己的母亲。经过三天两夜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母亲的怀抱！
看到自己的孩子活蹦乱跳地回来了，母亲们脸上的喜悦和眼角的泪花交织在一起。回到家里，我看到不满五十岁的父亲显得苍老了许多，奶奶也赶快从她的房间走了过来，拉着我的手，嘴角有些颤抖着说：“你可回来了！我还担心看不到你了呢。”奶奶的话让我心酸，让我想起了爷爷。爷爷是1968年12月去世的，当时已经知道我要插队，并嘱咐我“：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你的母亲……”
那天晚上，爸爸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全家人围桌而坐，我终于吃到了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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