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成都给副省长当通讯员
漆克俊觉得自己的一生十分辛苦：他做过放牛娃，学过泥水匠，还在鞋匠铺、纸火铺当过学徒，拉过架子车……后来，他成了一名汽车驾驶员。
这便是漆克俊人生故事中的励志成分了。因他属贫下中农，家庭成分好，他得以进入当时的西康省政府工作，先是当花工，又去做电话接线员、通讯员，后来更是被四川省副省长康乃尔看中，他便成为了副省长的通讯员。这份工作，他干了四年。
漆克俊，1934年6月2日出生于乐山市井研县。1955年，他成了当时的四川省副省长康乃尔的通讯员。四年后，漆克俊拿到驾照，随后进入成都中医药大学当驾驶员。
漆克俊先后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四川省汽车运输成都公司工作。开过华沙小汽车和大货车，并曾被成都市公安局授予“安全驾驶员”的称号。他于1988年11月退休，现居成都。
10岁那年，我进了鞋匠铺
我的童年，起初是金色的。在乐山市井研县大佛乡，我家里开着一个土布加工作坊，尽管房子是租别人的，但作坊里还是有两台织布机，请了两个工人，生活富足。家里三个男孩子，我是老大。别人总说，这三个“儿娃子”将来要当官，一个当师长，一个当旅长，一个当团长。
不过到了1940年，我爸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这个家就无人支撑了，很快破败。我被妈妈交给二姑妈代养。在二姑妈家，六岁的我每天牵牛、放牛、割牛草，衣裳破烂，没有鞋子穿。这样也不是办法，我就被送到县城学鞋匠。
那是1944年，我才10岁。说是学鞋匠，哪里是学手艺，实际就是做苦力。每天一早，我就要开铺门扫地，然后挑水，煮一天三餐的饭，到了晚上还要给师娘倒马桶。马桶两三天倒一次，我几乎抬不动。
在鞋匠铺，我成了全职保姆，什么事都要我干。师娘生完娃娃后奶肿，十分胀痛，便让我跪在地上，用嘴帮师娘把奶吸通。那人奶又腥又臭，我恶心得想吐。
学泥水匠，却抬不动石头
后来，我舅舅王伯华来了，他要带我去五通桥工作。从家里出发，我们足足走了60公里路，从天亮走到电灯亮，才走到了舅舅在五通桥打工的茶铺。我的脚都走肿了，想哭不敢哭，因为妈妈说了，如果我不听话，就把我扔到岷江去喂鱼。
舅舅打工的茶铺，叫“蜀江茶馆”，就是江边的吊脚楼。舅舅是头等茶倌，他嘴巴乖，就只负责给客人沏茶，从茶钱里抽提成，工作又干净又轻松。打扫桌子就是二等茶倌的事了。在茶馆里，二等茶倌靠卖瓜子、花生挣钱。烧开水则是三等茶倌的事。三等茶倌的工作，就是挑水、烧开水，靠卖洗脸水、洗脚水挣钱。
可是茶馆里并不缺人。舅舅便介绍我去学泥水匠。但是我个子小，抬石头抬不动，只能做点杂工。这便连累了师傅———当时去做工，工钱按人头给，不管能不能干活，都要给一样的工资。我跟这师傅去学徒，我也要拿和师傅一样的工资，却什么也干不了。久而久之，别人就不愿意请我们去干活了。
初一十五，能吃上八两肉
泥水匠学不下去，舅舅又介绍我去纸火铺当学徒。纸火铺就是卖死人烧的纸钱，当时生意做得很大，铺面有两间，铺子里有十多个人，光是学徒就有四五个。
我的工作，还是扫地、煮饭，给客人倒茶、拿水烟。我当时12岁，人还没有灶台高，只能站在凳子上，用木瓢一瓢一瓢地给大蒸笼里加水。店里人多，一餐要吃十多斤米，蒸笼也非常大，饭蒸好了，我必须找年纪长一些的师兄帮忙抬。
纸火铺里的生活不错，有白米饭吃，还有四五个菜。平时是厚皮菜、萝卜这些蔬菜，每月逢初一、十五，还会多半斤肉，这是大牙祭。那时我们吃肉，也不会做回锅肉，就是将一块肉煮好切片，然后用筷子夹着在锅里烫一下再吃。有点类似于火锅，还有蘸水。
每月初八、二十四，还有小牙祭。小牙祭每人都有四两肉吃，那时十六两为一斤，所以这小牙祭就是大牙祭的一半。
到了过年，还有新衣服穿。全身都是新的：新衣、新裤、新帽、新袜、新鞋。大年三十还要发压岁钱。我拿了压岁钱，就走回家去看我妈。路上要整整走一天，饿了就买个“帽儿头”吃。一个帽儿头就是一大碗盛得堆尖尖的白米饭。
拉架子车，喝路边水解渴
1949年以后，我从县城回到家乡。我家里分到了田地，但是遇到天灾，地里不出粮食，我只好去乡政府开证明：准许贫农漆克俊外出打工。
1951年，我开始在五通桥、峨边、峨眉附近闯荡，帮人拉架子车。拉架子车，一里路就是一百元的工钱。100元听起来很多，但在当时，一斤大米就要700元。
我住在旅店里，一天的费用就是3100元，五百元是床钱，一千三百元一顿饭。米饭随便吃，菜一般是四季豆和豆芽。
在外面拉车，我随身要带一包大蒜。口渴了，就去喝路边稻田里的水，然后再嚼几口大蒜，算是消毒。
那时我还不到20岁。很多比我大的年轻人都吃不了这个苦，有次我就看见一个同行，把架子车一丢，在河边哭。不少干不下去的人，就把被子卖掉，返回家乡去了。当时一床被子还挺值钱，哪怕是旧的也能卖个两三万。
我成了副省长的通讯员
1953年，我来到雅安做临时工。那时雅安是西康省的省会，我听说省政府需要花工，我就去应聘了。我拿出乡政府给我开的证明，对方发现我属于贫下中农，又做过童工，是在旧社会被压迫的对象，这样，我便应聘成功了。
在省政府，我白天学花工，晚上去上扫盲班。每天晚上上三节课，纸笔和教材都是免费的。当时学了什么记不清楚，我只记得我当时的同学有刘文辉的副官，还有李劼人的警卫员。
那段时间，对我而言真是“生活稳定，安居乐业”———吃饭有食堂，每个月还有30元的工资。当时省政府里缺人，我也被调过来调过去，做完花工，又被调去做清洁工，后来又被借调到省公安厅守总机，当电话员。领导们看我干净、听话，又让我做通讯员，给首长们打扫办公室、倒开水。
1955年，西康省并入四川省。我便来到成都，开始给当时的四川省副省长康乃尔当通讯员。
当时的通讯员，更像是生活秘书。康乃尔副省长的家在陕西街26号，是一栋两层楼的木头房子，我和秘书、保姆住在一楼，首长一家就住在二楼。
秘书主要是帮首长处理文字工作，保姆则要带孩子，我的工作，就是负责一些杂务———打扫卫生，整理床铺，拿报纸等。
拿到驾照，我转做驾驶员
回想起来，当时条件真是艰苦。康乃尔副省长所住的木楼，已经很古老了，不通水管，没有下水道，也没有卫生间。首长要洗澡，我就要在楼下烧水，然后把开水送上去。楼梯又陡，我必须十分小心。首长洗完了澡，我再把水挑下楼去，倒掉。
当时的首长们，都是住这样的房子，所以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康乃尔又是知识分子出身，淡泊名利，并不在意这些细节。不过，有时他还是要带上我，开车去西御街接待外宾的宾馆，去“蹭”个澡。
我管生活，但我不用给首长做饭，因为首长家里从不开伙，首长也几乎没什么应酬，一直都是在食堂买饭回来吃。首长一个月的工资是260元。每个月，首长都会给我50元钱，这个钱就是用来去食堂买饭的，花了多少钱都要记账。
对于首长，我其实没什么太深的印象。他一心只在工作上，对生活不太在意，对我也没特殊照顾。我给首长当了四年通讯员，已经是25岁了，老大不小了。首长也觉得就这样把我“耽误”下去不合适，便找来人事处长、办公室主任，问我想干什么。我便说想开汽车。首长便让我去学开车了。拿到了驾照，我就被分配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当驾驶员。
开大货车，每月能挣高工资
1962年，我已结婚。那时的中医大学车少人多，我便被调到卫生部直属的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给党委书记开小汽车。那时我分到的车子，是从波兰进口的华沙牌小轿车，非常漂亮。
那时的生物研究所，在中和镇。我就有个难题了。这里只有研究所，没有工厂，也很少人烟，我妻子在这里找不到工作。后来，我便请领导帮我换个工作。1965年，我就被调到了成都市运输公司，开大货车，我们一家也搬到了梁家巷，妻子也找到了工作。
开大货车，我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我开小汽车，只有工资可拿，没有其他收入。但是开大货车，除了拿工资，出差还有额外的补贴。当时有驾照的工人非常少，司机不好找，所以补助也高。目的地是20公里以外，每天就有8毛钱的补贴，如果要搭上人，补贴就涨到1块。当时我一个月工资有60多元，加上补贴，有时一个月就能拿到快一百元了。这在当时绝对是高工资了。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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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第一次见到这位漆大爷，是在传媒大厦一楼的大厅。他回忆着自己的故事，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有什么好哭的呢？漆大爷总结说，他有三个错误，一个失败：生错了时代、生错了地方、生错了家庭，婚姻又失败了。
漆大爷很喜欢这样总结他的一生。除此之外，他还有“三个正确对待”、“四个感恩”、“五个好”。
后来在采访中，漆大爷也一直提醒我，这些一定要写。
我不能理解漆大爷的苦。在我读过的故事中，漆大爷真不算苦。他的故事，让我感兴趣的部分，主要是他曾经做过的好几种职业。于是，在采访中，漆大爷说着他的苦和感恩，我总要打断他，盘问那些职业的细节。
漆大爷于我，只是我众多采访对象中的一个。而且，命运比他更坎坷的也不少。但对漆大爷来说，这次采访是在讲述他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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