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姓名
□合肥窅娘
“唉，我今天才知道外婆的姓名！”循着女儿的目光，望向墙壁上的黑色横幅，我母亲的姓名以白色宋体字的形式，悲凉地呈现于横幅上。
女儿出生至今，22年来，我竟未曾告诉过她外婆的姓名；从小到大，女儿似乎也未曾听到过有人叫她外婆的姓名。与多数过早脱离社会、专职家庭的女人一样，母亲在后半生里，不知不觉就被动丢失了她的姓名。弟妹、周嫂子、周妈……这些称呼替代了姓名，成为母亲在这世上的标识。
而母亲的前半生，也少有机会用到她的姓名。母亲虽生在富裕之家，却因战乱而致家境衰败，幼年便失去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母亲3岁时就跟着家人一起，在日军侵略的炮火中“跑反”逃难。我外公原先在芜湖开的一家大印染厂，以及从芜湖“跑反”到宣城后开的一个小印染店，皆先后毁于日军的炮火。及至全家逃进宁国定居后，已是家徒四壁，外公只能靠打零工养活一家人。数年后，积劳成疾的外公撒手人寰，外婆便携母亲在大户人家帮佣。偶尔，我外婆会给母亲讲以前繁盛的家事，讲母亲出生那天，我外公是如何喜笑颜开，怀揣两块大洋去找私塾大先生，给母亲取学名。以我外公当年的打算，母亲要跟她的两个哥哥一样，5岁就进私塾识字读书，她的学名便会派上用场了。没承想，母亲的学名竟在15岁时才派上用场。1949年后，15岁的母亲终于踏进学校，进了扫盲班。聪颖过人的母亲，在扫盲班里连跳两级，三年便学完了小学课程。
18岁小学毕业，母亲参加了工作，从在区里打杂到担任区妇女主任，能干的母亲只用了两年时间。入团、进省团校脱产学习、入党，每天走街串巷奔波在基层一线……在女干部十分稀缺的那个年代，美丽能干、能说会道的母亲，无疑成了当地众多女子的榜样和标杆。此刻，当我一一翻看母亲当年的老照片，细细梳理母亲的一生时，发现母亲的18岁至28岁，应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段黄金岁月。那10年，也是母亲的姓名使用频次最高的10年。每年年底，母亲的照片和姓名都会出现在区政府的先进工作者或优秀党员的宣传栏里。
28岁的母亲终于结婚了，一年后生下我大姐，母亲开始被称为“周嫂子”或“小惠妈”。4年后，当母亲的姓名再次大张旗鼓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时，已是非常时期……
我的出生，无疑给风雨飘摇中的家庭增添不少负担，加上当年动荡的局势，使得母亲痛下决心，退出曾令她倍感自豪和荣光的政治舞台，转而成为刻印店里雕刻图章的普通工人。区政府里少了一位美丽能干的女干部，刻印店里多了一个漂亮泼辣的“周嫂子”。我脑海深处刻录最多的儿时记忆，便是我坐在母亲的工作台边玩耍，母亲则低头用手中的刻刀，雕刻各种材质的私章或公章。店外的马路上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却丝毫影响不到母亲。面对一枚雕刻中的图章，母亲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有熟人路过，柜台前唤一声“周嫂子”，母亲才抬起头来，与人寒暄几句。
母亲在刻印店里也干了整整10年。那10年里，母亲不知将多少人的姓名一笔一划雕刻于一枚枚图章上，却唯独没为自己雕刻一枚姓名图章。那年，我考上卫校，父亲从乡镇调入县城，母亲的高血压严重到再也不能久坐低头刻章了，只有病退回家。从此，母亲的社会圈子缩至我们刚搬进的家属大院，人际关系仅限尚未熟络的左邻右舍。在父亲刚调入不久的单位大院里，再也无人称呼母亲的姓名了。在平辈的口中，母亲是“周嫂子”或“小惠妈”；在晚辈的口中，母亲是“周妈”。
至于我那淳朴木讷、粗枝大叶的父亲，从小到大我也从未听到他叫过一次母亲的姓名。若两人距离近，父亲会省去所有称呼，直接与母亲说话。若相距稍远，父亲会大声“喂喂”几声，引起母亲的注意后再大声说话。相濡以沫一辈子的最亲近之人，却从未称呼过自己的姓名，不知这是不是母亲一生的憾事。
七夕凌晨母亲走的时候，护士取下母亲戴了两年之久的腕带。腕带上的“35床”，便是生命旅途中最后两年的母亲，在医院肾内科的代号。
三天后，办完母亲的身后事，我们将母亲留下的数万存款捐赠给了福利院。捐赠协议上，捐赠者姓名一栏里，我们郑重地写上了母亲的姓名：朱玉芳。
母亲若地下有知，当感欣慰吧！
新闻推荐
9月4日上午，宁国新村社区党总支召开第四次经济普查工作布置会，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通过会议，社区工作人员对经济普...
宁国新闻，故乡情，家乡事！不思量，自难忘，梦里不知身是客，魂牵梦萦故乡情。宁国，是陪我们行走一生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