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风云说略（四十）
据说，晋明帝（司马绍）还是太子时，有两个知名的“布衣之交”：一个是温峤（288年-329年），平定苏峻之乱后就辞世了（329年）；一个是庾亮（289年-340年），是晋明帝的大舅子、晋成帝（司马衍）的大舅舅。因为晋明帝这个纽带，温峤、庾亮两个人成为“血旺兄弟”。王敦之乱（322年-324年）时，晋明帝这两个“布衣之交”（温峤、庾亮）都有突出表现。温峤（太子少傅）不仅疾言厉色，保住了晋明帝的太子之位，而且深入虎穴，探得了可靠情报。庾亮作为晋明帝的特使（议和大臣），虽然有辱使命（王敦第二次反叛），但名士风采让王敦“改席而近”。苏峻之乱（327年-329年）是庾亮惹的祸。于是，在平定苏峻之乱时，温峤既是积极策划者，又是积极倡导者，更是看在兄弟情分上，既帮了庾亮的大忙，也解除了朝廷的危难。
有史家说，按照“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是庾亮激进的性格激起苏峻之乱（327年）。读过顾凯先生的《庾氏家族与东晋政治》，我认为性格因素固然有，但更多的是身份因素。在东晋四大家族（王庾桓谢）里，虽然桓温也是皇亲国戚（晋明帝女婿），但只有庾亮身份最为特殊，他才是真正的外戚。同时，庾氏也因为晋明帝和庾文君的政治婚姻迅速崛起，成为东晋最拉风的豪门大族。
晋元帝（司马睿）选择与庾家联姻时（317年），庾文君长得乖、品德美只是一个方面，拉拢一般士族、抵制豪门大族，则是重要的时代考量。正是这桩政治婚姻，让庾氏在东晋士族中得以借梯上楼、迅速崛起。晋元帝被王敦之乱气死（323年），晋明帝登基继位后，迫不及待地册封庾文君为皇后，意在巩固平叛阵营，当然也笃定了庾亮的外戚身份。晋元帝（司马睿）启用寒族士子刘隗、刁协，本意是抵制王氏的权与威。但是，苛碎之政却让司马睿事与愿违，王敦之乱继之而起。王敦直接挑战皇帝权威，还想对太子行废立之事。王敦连续两次叛乱，持续三年（322年-324年），搅得东晋王朝不得安宁。好在这时的王敦，还没有多少不臣之心。
当然，如果王敦不退回老巢去遥控朝廷，司马睿忧愤而死时，或许能有不臣之实，这也未可知。至于为什么要晋明帝（司马绍）对王敦要手诏回朝，我也解释不清楚。还在王敦之乱中，最为封建迷信的东晋朝廷，也不讲什么黄道吉日，先把司马睿的尸体晾在一边，举行了晋明帝登基大典，是不是想让王敦断了念想？是不是登基大典让王敦忧郁而死？我们也无从解释。从庾文君的册封之速可以看出，他对抵制王氏是多么迫不及待。在庾亮看来，自己虽然是士族，但更重要的是外戚。庾亮的双重身份，决定了他的双重任务：既要维护士族的利益，更要维护皇权的地位。于是，他“峻刑密网”的执政风格，与王导“漏网吞舟”的宽和政策，就有了人心向背的天壤之别。前面说过，王敦之乱初期，世家大族要么支持（声援），要么默认（置身事外）。看到王氏想吃独食，其他士族不能分一杯羹，才有了后来的联合平叛。而在苏峻之乱初期，驻守石头城的周札（武豪强族）则直接开门迎敌，这是庾亮想也没有想到的问题。这之间的门道是：是庾亮动了士族的奶酪（利益）。利益至上，是门阀士族的核心原则。所以，有人总结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条原则，在偏安江南的东晋是这样，在五胡争雄的中原大地也大行其道。
庾亮激起苏峻之乱，不仅害死了妹妹庾文君（328年），害苦了外甥司马衍（囚禁石头城），还导致京城（建康）横遭兵燹，断壁残垣、惨不忍睹。虽然在温峤的指点下，庾亮与陶侃化干戈为玉帛，又在陶侃的指挥下，庾亮协助平定了苏峻之乱（329年），但庾亮的名望断崖式下滑，这是庾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拐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庾亮也不好意思再呆在朝廷，于是请求外镇效命。晋成帝（司马衍）认为，父皇死了，母后也走了，舅舅就是他最亲的人，不同意庾亮的请求。为此，庾亮就准备逃归山林去当隐士。晋成帝又派人捣毁了他的舟车，表示了坚决的态度，同时还派人抚慰，表达了亲切的态度。可是，晋成帝（司马衍）敌不过舅舅（庾亮）的死缠烂打（固请），也就任命他为豫州刺史，并领宣城内史。于是，庾亮叩谢皇恩、接受任命、出镇芜湖。
豫州，在古代统属河南大部分地区，这就是现在河南简称“豫”的历史由来。在东晋时（313年），豫州是祖逖北伐收复的失地。祖逖死后（321年），又被祖逖的弟弟祖约弄丢了（322年）。到庾亮出任豫州刺史时（329年），豫州还在石氏的后赵帝国手里。因此，庾亮的豫州刺史，也只是遥领与虚封，只有宣城内史才有实际意义。宣城郡（今安徽宣城市），东汉时（139年-147年）分丹杨郡南部设置。汉顺帝（刘保）设，汉桓帝（刘志）废，个中原因，我们就不去深究了。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天下时，又复置宣城郡（280年）。也正因为晋成帝对庾亮的这次虚封，宣城郡改属豫州（329年），让庾亮的任命才有些现实意义，也更具有深远意义。
庾亮强烈要求外镇效命，不仅仅是不好意思呆在朝廷。更重要的是，他也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东晋后来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庾亮后来的人生作为也说明了这一点。庾亮离开朝廷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尤其是陶侃死后（334年），庾亮又顺利拿到了荆州的军政大权，还都督七州军事。这时的荆州已是今非昔比。因为在平定苏峻之乱后（329年），东晋朝廷把湘州划归荆州，这是朝廷对陶侃的额外奖赏。庾亮掌管两湖地区的军政大权，人生沉浮又来到一个拐点。手握军权，就在朝廷有话语权，朝廷不听话，就可以挥军建康（兵变）。
庾亮尝到了甜头，王导死后（339年），晋成帝没有了首辅大臣，就征召庾亮回朝，庾亮不答应。因为庾亮想用荆州兵团北伐中原为自己找回面子，提升自己的人气指数。通过庾亮的表荐，晋成帝只好用另一个舅舅庾冰（庾亮二弟）代替王导之职。史载，（339年）庾冰入朝任中书监、扬州刺史、都督扬豫兖三州军事、征虏将军、假节。这个任命不简单：既是中央官又是地方官，还要“假节”。再加上另两个兄弟（庾怿、庾翼）的军政要职，这个权力布局，是不是比西晋太尉王衍得意洋洋的狡兔三窟还更胜一筹呢？庾氏家族的权与位，在王导死后（339年），实现了“触底回升，逆势上扬”。有人说，“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在庾亮走进东晋权力中心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王导再次被边缘化，最明显的事实是“事皆决于亮”。好在这种边缘化，被随之而起的苏峻之乱按下了“暂停键”。
我们来说说“假节”。“假”是“借”的通假字，并非真假的“假”。“节”是“节杖”。“节杖”实物最初为长八尺的竹竿，后来也有金质铜身（镀金铜杆）。在“节杖”最上头装饰着旄羽。旄羽的颜色汉初为赤色（红），后来变成黄色。“节杖”代表皇帝的身份，“假节”就是皇帝把象征皇帝与国家的“节杖”借给大臣使用。看到“节杖”就代表皇帝亲临，可以行使特别权力。这跟我们后来说的“尚方宝剑”差不多，可以有先斩后奏的权力。“节杖”的使用事项都是国家大事，持节分封诸侯、持节收捕罪犯、持节镇压叛乱、持节出使外国、持节签约议和。
在“持节”这个问题上，持节人把“节杖”看得比生命还重。苏武牧羊的历史故事，已为大家所熟知，我最感兴趣的是，苏武被匈奴扣押19年后放回，其出使匈奴的那根节杖的黄色旄羽早已荡然无存，而那根竹竿却光滑锃亮，这是在北海牧羊的苏武经年累月用手摩挲出来的吧，看到持节而归、满头白发的苏武，那种忠诚和坚贞，让人感怀不已。那个马日磾失节而死的故事，可能不为大家所熟悉。马日磾，为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的族孙，以经学才俊入仕东汉朝廷。那时的东汉朝廷纷乱如麻。192年，执掌朝政的李傕任命马日磾为太傅、录尚书事，与太仆赵岐共同出使关东。经过寿春（今安徽合肥市）袁术处，因要求过多，被袁术看不起。袁术夺了马日磾的“符节”，以皇帝名义随意征辟将士。马日磾想走又走不脱，想要回“符节”又被袁术死死握住。于是马日磾忧愤发病，死在寿春（194年）。
据说，在晋朝之前的使节没有区分层级，不管是“假节”“持节”，还是“使持节”“假节钺”都是一样（地位相等）。而晋朝的使节名称不同，则代表不同的权力和名望。大致说来:假节，平时没有权利处置人，战时可斩杀犯军令的人；持节，平时可杀无官位之人，战时可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使持节，无论平时和战时，皆可斩杀二千石以下官员；假节钺(或假黄钺)则最权威，可杀各种节将，无论是假节、持节、使持节的，都可以照杀不误。
前面说过，陶侃死后（334年），朝廷让庾亮填补了荆州的权力真空，其职务也是一大串：都督，统管七州军事，兼领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假节。此时，庾家两兄弟，已经都督十州诸军事，庾氏的军政大权炙手可热，就燃起了北伐中原的激情，不断上书请战，都没得到朝廷的批准文书。朝廷上下想的是偏安江南。先后遭遇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东晋王朝已积贫积弱，根本无力跟后赵帝国抗衡。有趣的是，石勒临死前（333年）“遣使致赂”，东晋朝廷竟然“焚其币”,表示“打不赢也不怕”。这个动作，让庾亮很不屑，却让南宋朝野的主战派点赞不断：有骨气！□罗学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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