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
我与书同（本名徐艾平）是安师大校友，他毕业来宣城工作时，我也还在宣城中学教书，但少有交往。倒是我离开家乡多年后，偶尔知道他以书同这个笔名撰写文章。再后来知道他以梅光迪为主题，一直在研读和撰著，这便有了眼前的《君子儒梅光迪》。
整本著作21章，大体以人物命运的时间顺次展开为经，以关联生活场景、人际关系和事业追求的空间转换为纬，编织出梅光迪短暂但富有密度和厚度的一生。显然，书同并没有打算掩饰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书中对人物每有品评，出语直截了当，无所讳避与藏匿。譬如：“在梅光迪毕其一生所塑造的君子生涯中，其‘厚德载物\’一面，或稍显不足，这从其与胡适、吴宓乃至竺可桢的交往，均可见一斑。但‘以自强不息\’，则当之无愧。”（16页）又如，他指出梅光迪“素负理想，办事较真。但就其性情而言，因过于偏狭清高，常常独来独往，莫能羁绊，反而不利理想的实施”。（59页）这类褒贬和评议将颇为鲜明的感情色彩和思想观念带入了叙事。我想，尽管可能其中不是所有的观点都能令人信服和赞同，但是，读者由此可以更为直接地体验到一种叙事的动力，并被作者的率真和坦诚所触动，被其间的叹惋、敬重、珍惜、哀痛之情所感染。还需指出的是，书中作者的品评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与他人对梅光迪的评价，与梅光迪的自安徽省察和评判一起，彼此构成互文性的关系，多侧面的“主观之光”塑造起立体的梅光迪印象。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这印象是以扎实的资料为底色的。这些资料有对梅光迪文献的及时追踪和深入解读，有对文史背景的梳理和辨证，有对来自胡适、吴宓、竺可桢、梅光迪家人等等相关人士的日记、信札、文章的参校，比对和考据，有对与梅光迪相关的实地调研与田野考察……所有这些，均显示出功力扎实、言必有据的学者风范。
在这样的过程中，《君子儒梅光迪》没有简单地将梅光迪置于我们已经习见的保守与激进、旧与新、传统与现代的争议框架之中，而是着力追述梅光迪作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和复杂构成。于是，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进入梅光迪的“生活世界”：他与胡适交往的具体情形，他早年在美国几所学校之间的转圜，尤其是在哈佛与白璧德的相遇，他创办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和《学衡》杂志的过程，他在哈佛的任教，他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竭力促成浙江大学文学院的创办，他对抗战政治充满热情的介入，他的婚姻与爱情，他在家庭生活中的儿女情长、油盐酱醋，他的病，他与学生的交往，等等，都在作者的娓娓道来和精确描述中具有了情境感。
尤为重要的是，《君子儒梅光迪》在力图摆脱前述关于梅光迪的争议框架之中，没有回避具体的争议，而是“悬置”甚至质疑已有的定论，在“现象还原”中试图给出重新的理解。拿梅光迪与胡适的白话诗之争，可谓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出重头戏，《君子儒梅光迪》对此当然也有详细的记述，而除此之外，书中还追溯了梅光迪初到美国时与胡适的另一场争论。当时梅光迪力举颜李之学，而胡适竭力回护程朱理学。在某种意义上，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的颜习斋，反对程朱理学“穷理居敬”“静坐冥想”，更具反传统的精神，而程朱理学则是传统的维护者。照此说来，当时比较“保守”的应该是胡适，而更为“激进”的是梅光迪，而后来二人的角色似乎调换了过来。在我看来，这一对梅胡之争的“前史”的追溯，意义不在于认定两人谁保守谁激进，而在于提示我们“变化”本身。后来的梅光迪能操着流利的英语谈论孔子，而用中文写信著文也采用了白话，这就是“绝对的”变，既包含了个体的“成长如蜕”，也包含了世界大势的“改天换地”。纵观梅光迪一生，他对“变”对“新”的接纳、顺应也引人注目。譬如，他追述自己读到白璧德先生的著作时说；“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或者说，是个被赋予了全新意义的旧世界”；又如他任职浙江大学后发表的《爱国主义之今昔》中，认为爱国主义的内涵应该注入“民族本位”“公民职权”“硬性外交”“理想之寄托”等新的内容；再如，他在东大创办西洋文学系，在浙大创办文学院，遵循的也是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新理念；他甚至作为参政员草拟了建设新海防的提案……凡此种种，颇给人“君子豹变，其文蔚也”之感。
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梅光迪追求的是某种不变的、更为持久的力量。它从古老的文化源头汲取营养，而又顺应时代的变化，超越一己之得失与一时之胜败，对抗各种假新变之名毁文化自信力与凝聚力的浮躁、喧嚣、短视、肤浅和卑污的东西。这就是“君子儒”在梅光迪的时代的意义！它是梅光迪的人格追求，也是社会追求，是梅光迪这一代知识分子应对中国数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时的一种反应。《君子儒梅光迪》中多次提及梅光迪以“君子”自律，并且相信“君子愈多，则社会愈良”。这种“道德理想国”的理念，显然有别于那个时代峻急的“改造国民性”启蒙呐喊和更为激进的革命呼声，在特定的境遇中显得迂阔而远于实际，甚至与后二者形成了敌对的关系结构。梅光迪对此并非没有自觉，但是他持守自己的信念，一如他在评述自己的精神偶像和人生导师白璧德时引述欧阳修的话：“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
梅光迪未能看见自己所坚持的东西“终耀于无穷”，就大势而言，这几乎是注定的；但是对梅光迪来说，这样的“未果”浸透了个人身世的悲凉和无奈。1945年2月18日，病中的梅光迪在日记中写道：“人生是一骗局，少年无智识，无经验，四五十以后，知识经验皆有，已达成熟之期，无论事功或学问正可及时表现，然而不测之祸，可以忽然临头，使人根本毁灭，或变为废物。如我在三个月前犹自觉有龙马精神，不知疾病为何事，岂知今日乃至如此。故凡一人之成功，才智居其半，命运居其半。”（《梅光迪文存》559页）或许《君子儒梅光迪》不忍心让我们听到这叹息之声，全书结尾记述的是，梅光迪的学生们恳请他写点东西时，他说：“还早，还早。”书同将此解释为梅光迪的自谦自警自省，当然不无道理，但我还想加上的是自信和自傲，可是命运最终将他定格在失败的英雄的角色。
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这出命运的悲剧始终作为一种雄浑而低抑的调子回响于《君子儒梅光迪》之中，在我翻开正文第一页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因为正文第一页上梅务虚的名字，触发了我个人的记忆。我向来对郡望之类不那么在意，对梅光迪与学衡派有关的文学史论述虽有所涉及，但很长时间里没有特别留心他是宣城人。对梅尧臣、梅文鼎与梅光迪的关系也只有很模糊的印象。直到1997年，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同乡杨春兄问我，可知道梅务虚这个人，想向他了解梅光迪的情况，因为梅务虚是梅光迪的孙子。非常巧的是，我在寒亭上小学一年级时，梅务虚与我同班。小学一年级时的同学记住名字的没几个，而梅务虚之所以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是因为我第一次从他那里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是“修地球”。小伙伴们一起玩的时候，自然要问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梅务虚就回答说我爸爸是修地球的。后来我多方打听才知道，那时候“修地球”就是劳动改造的意思。这是我记忆中第一个政治委婉语，没想到竟与梅光迪后人的境遇有关。
我想，像我这样还算是个读书人，对家乡先贤在很长时间里懵懂无知，一般人对梅光迪，对梅氏家族，更加无感便可以想见。所以，看到书同关于梅光迪的文章，知道他在写一本关于梅光迪的书，便很是为家乡有这样的有心人感到欣慰和骄傲。地方文化的传承是一个大命题，但正是从一点一滴，一人一事开始，是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做的。《君子儒梅光迪》于此显示出的自觉意识和庄重使命感，使我们有理由对更多此类书写的问世充满期待。
2019年6月25日于苏州里河
（《君子儒梅光迪》，书同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9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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