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兽面云纹青铜铙
在市博物馆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商代兽面云纹青铜铙。
这件宝贝，不仅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而且找回之路也颇不寻常。
它是这样被找回
1999年元月的一天晚上，市博物馆员工阚延武敲开了时任副馆长程思宝家的门。
“老程，听说两个礼拜前宣州区养贤乡有个农民在挖塘泥时，挖到个20多斤的文物，正搁家捂着呢！我磨了一天的嘴皮子，没用！”按照当地老百姓的描述，应该是编钟或者铙，可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听完阚延武的描述，程馆长内心同样激动不已。第二天一大早，两人就赶农班车，冒雨走了一个多小时的泥路，来到了养贤乡石山村挖到文物的农户家。
两人刚说明来意，就被这家人推出了大门，他们在雨中久久不肯离去，隔着门宣讲文物法。但这家人不肯听，“我一没偷二没抢，凭什么白给你们！”
在回宣城的路上，两人心中焦灼万分，听附近的居民说，几天前有个南京的文物贩子出价八万元要收购这件文物。这既从侧面佐证了文物的价值，也说明对文物的保护迫在眉睫。
返回宣城后，两人赶紧来到公安部门请求协助。
第三天，在养贤乡派出所民警的陪同下，他俩再次登门。经过一番周折，该村民终于同意将文物上交。
可程思宝第一眼看到文物，心里反而没了底，这件青铜器不同于常见的铜绿色，而是通体“黄澄澄”，并且入手光滑，表面氧化程度不高。这让他犯了嘀咕，“该不会是件赝品吧”。
它来自商代晚期
经过鉴定，这件宝贝还真不是赝品，而是一件兽面云纹青铜铙。
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流行于商代晚期至周代，又被称作钲或执钟。《说文》:“铙，小钲也。军法,卒长执铙。”《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铙止鼓”，可见铙是中国古代军阵中，配合鼓指挥调度的一种打击乐器，即退军时用以指示停止击鼓的。同时它又是宴饮的乐器、祭祀的礼器。
这件铜铙通高38厘米，甬长15厘米，铣间28.5厘米，鼓间17.5厘米，重13.5千克。色泽黄亮，体短阔，上侈下敛，横截面呈橄榄形，口部呈凹弧形，两侧角尖锐，圆管状甬中空与体腔相通；饶体钲部、舞部饰云纹，鼓部以细线作变形兽面构图，钲部左右各有一块长方形突起作兽目形。
程思宝介绍说，我们通常见到的青铜器都是铜绿色，这件“黄澄澄”，是因为在铸造过程中，铜、铅、锡的比例不一样，铸造出的青铜器颜色也不一样，之所以表面氧化面积小，可能是因为一直被泥水隔绝了空气。
2006年，省考古所专家对兽面云纹青铜铙断代，进行反复比对，将其年代定为商代晚期。
它出自“百越”之手
那么这间沉睡在泥塘里的兽面云纹青铜铙，从何而来？
市博物馆副馆长王爱武表示，随着近代考古的新发现，人们逐渐意识到青铜铙不仅仅是中原的产物，铙的铸造是分南北的，这件兽面云纹青铜铙应该出自百越之手。她猜测，商代时期，百越之地受中原及邻近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并结合地方传统创造出了具有鲜明个性的青铜器。
那么南方真的具备高超的铸造冶炼青铜器技术吗？
历史上的宣城，曾是最著名的铜矿开采冶炼中心。早在西周时期，宣城境内就有铜矿冶炼，多年来，这一带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颇丰。因此，在商代时期，宣城一带的百越先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铸造冶炼青铜器技术，这也为后来的“汉有善铜出丹阳”奠定了基础。
关于这件青铜铙为何出现在水塘里，程思宝有着大胆的猜测：与百越之地的山河信仰有关。
根据考古情况看，南方青铜大铙出土时几乎都是口朝上，甬在下，埋在地表下数十厘米至1米左右。而且，大铙通常是单独出土，出土地点多在山顶或山前水边，因此，大铙很可能是作为祭祀山川神灵的一种特殊的礼器，或可称之为“祭器”。
加上百越先民对山川、河流都有祭祀崇拜的传统，这件铜铙很有可能是百越先民祭祀水阳江时扔进水里，而后水阳江决堤，该铙被洪水冲刷进江边的池塘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件铙上的敲击痕迹极少。
另外，宣城市这件兽面纹青铜大铙气势恢弘，纹饰精美，为目前南京地区所发现的最早最大的铜铙，是研究商周时期南方青铜铙的珍贵文物，为探讨我国南方青铜铙的年代、性质和功能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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