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双亲助教式育子 □陆琴华
“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这是胡适母亲时常挂在嘴边的一段话，其目的是教育胡适从小要以父亲为榜样，好好学习，不要给父亲丢脸。那么胡适父亲，还有他的母亲，是如何教育胡适的呢？那就是协助他人来教育胡适。
胡适母亲叫冯顺弟，出身贫寒，大字不识一个。十七岁时嫁给胡适父亲胡传，在胡传的帮助下冯顺弟才渐渐认识了一些字。那些字是胡传亲自书写在一张张大红纸上的，小的如鸡蛋，大的如拳头，每一个字都是方块，正楷，横平竖直，一笔一画，清清楚楚，工工整整。等到胡适两三岁时，冯顺弟在丈夫的指导下已经能认识近千个汉字了。当然，胡传在教冯顺弟认字时也不放过胡适，每每都要胡适一起跟着念。胡适祖上经商，在安徽和上海两地贩卖茶叶。等到了胡传这一辈其家境有了很大改善，胡传得以研习经史，在江苏、台湾等地任职。胡传要是忙了，或者因公务缠身不在家，教胡适认字的担子就落到了冯顺弟身上，代替丈夫教胡适认字。成年后的胡适在他的《自述》里写道：“父亲做教师，母亲便在旁做助教。”认为母亲的这一做法跟现在的助教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教育方法在当时虽然有些无奈，可好处也不少。胡适说：“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可谓是一举两得，不可小觑。
父亲编书育子。胡适三岁多一点的时候就开始进学堂读书。说是学堂，其实就是一个只有两人的私塾。胡适年龄小，个子也不大，大人把他抱到一个凳子上面，想下来就不容易了，原来那个凳子比较高。怎么办呢？大人或者私塾老师只好再把他从凳子上抱下来。年龄小，个子小，胡适认为自个“在学堂里并不算最低级的学生，因为我进学堂之前已认得近一千个字了”。这个时候的胡适在父亲的教育下还读了不少书呢。比如《学为人诗》《原学》《律诗六钞》等。其中《学为人诗》和《原学》这两本书都是胡传自个为胡适编选的四言韵文。这两本书前者是讲做人的，后者是讲哲理的。胡传就把自个编选的书送给塾师，作为胡适的启蒙教材。胡适在他的《自述》里说：“这两部书虽然是韵文，先生仍讲不了，我也懂不了。”有时，经过父亲讲解，小小的胡适若有所悟，大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可是来到学堂了，胡适捧起父亲编的书还是如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又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无奈。好在这些韵文朗朗上口，易记易诵，胡适也觉得饶有趣味，高声念着，觉得非常好玩。读父亲编的书，学到了在学堂没有学到的许多知识。有些书，比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胡适不用学，听其他人念，耳濡目染，自己也就能背里面的不少东西了。
母亲托师育子。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可是一些老师的所作所为或许距离家长的期望还有一段距离。一八九五年八月，胡传因病在厦门病逝，享年五十五岁。教育胡适的担子一下子全落到冯顺弟身上。胡适所读的学堂由开始的两个学生，渐渐增加到十多个学生。塾师的担子自然也重了，冯顺弟就给塾师增加报酬。别人一年只给塾师两个大洋，她呢？每年给塾师六个大洋。等到胡适九岁那一年，冯顺弟还给塾师送去了十二个大洋。胡适是安徽绩溪人，山地多，耕地少，一年地里收的粮食仅够吃三个月，生活在这儿的人，日子非常艰苦，不得不出外经商。胡适说：“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冯顺弟为什么要给塾师这么多报酬呢？胡适在他的《自述》里说：“我母亲大概是受了我父亲的叮嘱，她嘱托四叔和禹臣(两人先后都是胡适的塾师)先生为我讲书。”所谓“讲书”，就是塾师或者学生每读一个字，每读一句话，塾师都要讲出它们的意思。有些律诗或者古文深奥，难懂，即使当时生吞活剥，囫囵吞枣背下来了，过后，很快又忘记了，胡适有这个经历和体会，认为“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胡适每来到学堂都希望塾师给他讲讲那些字或者句的意思，可是塾师只顾让他摇头摆尾地念，懒得为他“讲书”。吃人嘴短，拿人手短，那些塾师拿到冯顺弟的“重金”了，果真为胡适“讲书”了。“父母立先为好样，子女随后争自强。”胡传去世两个月前，曾经立了几份遗嘱，其中，在给冯顺弟和胡适的遗嘱中都强调希望胡适努力读书，不断上进，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胡适双亲这种助教式育子，确实收到了明显效果，为胡适成为二十世纪的大学者、大诗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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