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化领袖,偶像春天
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好。
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
急坏种花人,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
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这首轻快的小诗《希望》,是胡适的白话代表作之一。它被改成歌,谱成曲,传唱至今。
1915年,远在美国的胡适,与一同留美的赵元任、梅光迪等人围绕“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赵元任记得,那时的胡适“健谈,爱辩论”,同时“自信心极强”。虽然身体很瘦,却“精神十足,让人觉得他雄心万丈”。
7年的留美生涯,是胡适的“一生转折处”。在考取公费留学资格后,胡适进入康奈尔大学学农学。这个奇怪的选择,是因为出国前二哥曾再三嘱咐他“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认为这是“没有用的”。为免辜负兄长期望,胡适决定“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然而,在耗掉了3个学期,上完了区分30多种苹果的果树学课,学完了洗马、剪树、接种、捉虫后,胡适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兴趣所在,转向文科,“自此如鱼得水”。
胡适出国的行囊中带有1300卷线装古籍。在康奈尔大学他一共选修了14门哲学课、7门政治学课、5门历史课,还涉猎英国文学、心理学、美术史和建筑学。政治课中,“美国的政党制度”得分最高:88分；心理学也学得颇好:92分。
康奈尔时代的胡适,已充分显示出社会活动家的气质。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虽然身居国外,他对国内的局势非常关心,经常呼朋引伴,四处交游,参加各种学生会组织,并担任世界学生会的主席,还设立了一个“薪胆会”,希望“人人能为勾践,似祖国尚可为也”。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段时期对胡适来说,真是到了‘最善世界最善处\’。他的头脑比较清楚,又有一种救国的志向,四处去演讲,结识了很多朋友,也有机会深入到美国文化里去。”
但胡适也有烦恼。1914年他在给绯闻女友韦莲司的信中坦白:“我在康奈尔太有名了,我的名气让我荒废了课业。”他花费时间到处演讲、交友,没办法集中精力去钻研学问。康奈尔大学坐落在小镇伊萨卡(或译绮色佳)上,地方小,人头熟,无处藏身,胡适开始向往大城市,“中隐隐于市”。恰巧这个时候,胡适对哲学家杜威的学术主张产生了兴趣,在阅读了大量书籍后,产生了要到哥伦比亚大学亲聆其教的想法。
1915年9月,胡适前往纽约,师从杜威,这对他影响至深。胡适自己曾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
杜威比胡适大32岁。胡适进哥伦比亚大学时,杜威已经快60岁了,高高的个儿,腰板挺得笔直,颇具学者风度。
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的首席教授,不善辞令。他讲课慢吞吞的,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说,似乎每一个动词、形容词、介词,都得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许多学生都觉得他的课枯燥无味。慕名而来的胡适,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杜威的课,不仅听懂了他所讲的课程,而且对他用字选词的严谨慎重,大加推崇。
胡适最崇拜的,还是杜威的思想,即他的实验主义哲学。实验主义,根据杜威的解释,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这在后来被胡适总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此外,实验主义从进化论出发,主张一切进步都是逐渐的。这让胡适在改革实践中持渐进式的改良主张,成长为一个稳健的改良派,后来走上了一条和陈独秀等革命派截然不同的道路。
与陈独秀隔着太平洋的相知
1915年9月,正当胡适投身杜威门下时,在太平洋的另一端,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从第2卷开始改名为《新青年》),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
徐子超是安徽省绩溪中学的退休教师,也是当地最早研究胡适的人,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陈独秀和胡适本不认识,两人最初的相交是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汪孟邹。”汪孟邹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经销书籍杂志,和胡适是安徽绩溪的同乡,又与陈独秀早有交往。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后,锐意革新,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对在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极为看重,几次托汪孟邹写信给胡适,希望胡适能为杂志写文章。于是,胡适在1916年2月寄了一篇白话文译稿《决斗》给陈独秀。此文原是俄罗斯小说,讲述一个丧父少年为了荣誉决斗的故事,胡适通过这篇小说,发出“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决斗”之声。
此后,胡适与陈独秀信函往返,两颗新文化之星开始了“纸上相交”。当时,陈独秀认为“中国万病,根在社会太坏”,所以他最初是想让胡适“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而胡适在美国校园里正忙着为“国文”与“国语”、文言与白话进行辩论,他尝试着用白话写了一些新诗,同学们的评价褒贬不一。胡适便致函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没想到陈独秀很是赞同,于是胡适将自己的意见写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5号上,系统阐述了对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此文一登,轰动一时,胡适人还没有回国,文章已经被当时的青年视为“圣经”。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深感“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有了共同鼓吹“文学革命”的经历,陈独秀认为胡适是自己最好的搭档。经陈独秀推荐,远在美国的胡适被聘请为北大文学和哲学教授,负责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三门课程的教学。
1917年,在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考试之后,胡适于7月10日回到上海。他写了一首踌躇满志的《将归之诗》:“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便即此一年,足鞭策吾后。今当重归来,为国效奔走。”很显然,此时在胡适心中,陈独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在日记里,胡适还写下了一句意气风发的话:“吾辈已返,尔等且拭目以待!”这句话将青年胡适的抱负、远见、理想囊括其中,不仅是他与归国留学生共勉的座右铭,也成了他登高一呼,应者如云的利器。
白话的乐趣
1917年7月,胡适撰写了大量有关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命的文章。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口号,大力推广白话文。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也异常激烈,反对者包括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大弟子,黄侃成为反对白话文的急先锋。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他何出此言。黄侃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叫‘到哪里去\’。”此言一出,他仰天打了3个哈哈,胡适则气得脸都白了。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仅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的回击令人拍案叫绝。有一次,胡适正在课堂上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故事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不简洁,打电报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拒绝了。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同学们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说:“这份电稿仅12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5个字:干不了,谢谢。”同学们听后纷纷叹服。
胡适身体力行,创作出版中国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在中华诗国开创了一个以“胡适之体”为特色的白话自由体新诗流派；他创作出中国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终身大事》,开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的散文,“清新明白,长于说理讲学,好像西瓜之有口皆甜”；他热心提倡传记文学,所作白话传记,文字清新晓畅,具冲淡自然之美；他还率先用白话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译本。
由于胡适的倡导和朋友们的努力,白话文学很快取代了文言文学的地位,风行全国。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规定,小学教材一律采用白话新课本。胡适的白话革命大获成功。
“爆红”北大
在北大教英国文学和英文修辞学,对留美7年的胡适来说毫不费力,难的是教中国哲学史。原先教这门课的陈汉章功底扎实,但思想陈旧,他从传说中的伏羲讲起,讲了一年才讲到《洪范》。有同学问他:“照如此讲法,一门中国哲学史何时才能讲完?”他回答:“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胡适接课后,学生对他表示怀疑:“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讲中国的东西,况且才二十几岁!”谁知胡适一上来就非同凡响。这位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新派教授,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讲台。他抛开以前的课本,重编讲义,劈头一章是“中国哲学胚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样一改,给那些言必称三皇五帝的旧脑筋以沉重的打击,用当年听课的学生顾颉刚的话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
顾颉刚听过几堂课后,认为胡适讲得不错,便找到当时最敢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要他去听一听,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老师从哲学系赶走。学历史的傅斯年听后果然觉得不错,便对那些“不以为然”的学生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新青年》杂志。1920年3月14日,蒋梦麟、蔡元培、胡适(左三)、李大钊合影留念。胡适的白话诗。
就这样,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取得了成功,那些思想保守的教师不仅没看成他的笑话,相反,选修胡适课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外校学生乃至社会青年也慕名来旁听,其中就有湖南青年毛泽东。26岁的胡适因此成了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
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同时,胡适以自己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该书由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亲自作序,分为12章,共10余万字,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用近代学术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不到3年就再版7次,影响空前。年纪轻轻的胡适立即成了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
胡适站稳脚跟后,北大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胡适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帮助和指导进步学生。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易卜生主义》,被视为“个性解放的宣言”。他借易卜生之口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胡适因此“暴得大名”,成为青年心目中风头无二的新文化领袖。
新闻推荐
2月16日，农历大年初一，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一片“新年好、新年快乐”的问候声中纷纷走进科室，开启狗年查房的新征程。9时许，该院重症监护科（ICU）行政副主任、主任医师方向群正和同事程金霞等...
绩溪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绩溪县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