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老乡”吴组缃
文/凤群
1980年，我还是安徽师大中文系大三的学生，一天校园里贴出海报，中文系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吴组缃前来讲学。第一次见吴组缃先生正是那次他在安师大主讲《红楼梦》。那是个刚结束十年噩梦知识回归的年代，校园里的每一次学术讲座，都会吸引众多的大学生。吴组缃先生来的那天，学生食堂旁边的大礼堂里里外外挤满了听众。那天，吴组缃先生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黛玉与宝钗。至今还记得吴组缃先生说，宝钗工于心计，不仅时不时漫不经心将金锁亮出，还经常将宫里元春送给她的麝香串戴在手腕上招摇过市，因为元春给大观园男女的礼物只有宝玉宝钗是一样的，暗示她与宝玉不仅金玉良缘，还是天生一对；在大观园扑蝶时偷听到丫鬟们的私房话，情急之中嫁祸黛玉等。说到此处，还不时插上一句，问大学生们如果找对象喜欢找宝钗还是黛玉？得知结果是宝钗时，吴先生笑了，说黛玉吃亏就在她那张嘴上。吴先生对红楼梦中的人物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妙语连珠，是我至今听过的最生动的一次红学讲座。
其实，我对吴组缃先生早就仰慕已久，刚上大学时，我在图书馆借的第一本书就是《吴 组 缃 作 品集》，他的那些写故乡风土人情的小说散文，诸如《卍字金银花》《菉竹山房》《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黄昏》，是那样拨动了我的心弦，以致我后来的文学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过他的影响。在故乡茂林，我曾多次去拜访古镇西边他的七房里故居，故居虽然被镇上竹器社所占用，但风貌依旧，是一所很大的古宅。我曾经不止一次在故乡那些古街古巷穿行，寻觅着吴先生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景。那次讲座后，我无端有一丝懊恼，如果当时没有向吴先生当面请教一下也会有收获啊。
1986年，我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学习，一个秋日我偶然来到北大，当即便去了燕南园，找到了吴组缃先生的家，一个大高个的安徽保姆给我开了门，问我找谁？我说找吴组缃先生。保姆很警觉地问，他是你什么人？我说是老乡。保姆冲屋里叫了一声，吴先生，是你老乡。屋里随即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让他进来”。我终于见到了我尊敬的老“老乡”吴组缃先生，还有他的女儿吴鸠生教授夫妇。吴老先生微笑着看了看我，我遂自报家门，说自己是泾县茂林人，在安徽师大听过他的红学讲座。吴先生没有丝毫架子，立即改用家乡方言说了句欢迎欢迎，我们便用茂林方言聊了起来。我们谈到茂林镇的变化，被毁掉的十三牌坊，他破败的故居，还有我当时工作的芜湖古城。他说他年轻时就在芜湖省立五中与八中求过学，芜湖古称鸠兹，他的女儿鸠生就是在芜湖出生的。他后来还在茂林镇上当过小学教员，随后还打趣问我现在茂林的水豆腐和臭干子还好不好吃。
最后我们谈到了文学，我告诉他我在1985年第2期《中国作家》发表了一篇表现故乡风情的短篇小说。他说他读过有印象，还保留了这份杂志，便立即去书房找到了那期杂志，我非常惊讶。吴先生说，“当时我读了这篇小说，就发现里面有茂林方言，估计这个作者与我家乡有关系，因此有印象。”我便说，写这个小说其实是受了吴先生小说影响，我特别喜欢他那些写故乡的小说。吴先生非常高兴，说我到了鲁迅文学院机会难得，并嘱咐要多关注现实多写好作品。
聊了很久，我便要告辞，但吴先生却一定要留我吃饭，说我们是老乡你莫客气。并吩咐那个来自安徽无为县的保姆给加菜，晚餐很丰盛，吴先生不停地给我夹菜，还用茂林方言与我讲述故乡趣事。他的女儿吴鸠生教授说，她母亲前不久去世，父亲很悲伤，他们是从成都来京陪父亲的。今天你来了，父亲似乎特别高兴。最后告别时，吴组缃先生送了一张他和女儿女婿的合影照片给我，还有一本他亲自签名的长篇小说《鸭嘴涝》。
1988年五月，中国红学会第六届《红楼梦》学术讨论会在芜湖安师大举行。我闻知吴组缃先生也来了，当即去宾馆探望了他，陪同他的还有他的一位堂侄。吴先生见到我很高兴，给他堂侄介绍我是茂林小老乡。并告诉我他刚从故乡茂林回来，给茂林小学捐了两万元钱，这些钱都是他的稿费与工资收入，并感慨地说，自己年岁已高，行动不便，这次很可能是最后一次回故乡了。目前他的红学会会长也辞了，以后也不会再参加类似的活动了。我当时正在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就对吴先生说，我打算将他三个短篇小说《卍字金银花》《一千八百担》和《樊家铺》，组合一起改编成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并征求他的意见，他表示同意与认可。但又说，现在的电影厂未必肯拍这种片子，劝我不要急于求成。他接着又问我家庭情况，知道我的女儿已经两岁，他风趣说相比较还是生女儿好，女儿对父亲好。临别时，我有些依依不舍，便从随身的包里取出一个小笔记本，让吴先生给我题点什么做纪念。他欣然用钢笔，给我写下一副与故乡有关的楹联：
放乃襟怀临水登山自足
澹于名利仰天俯地何宽
此是茂林魁山集贤亭联语，其亭已毁联语犹能记忆，凤群同志留念。
吴组缃
八八年五月芜湖师大
这是我与吴组缃先生见的最后一面。
1991年，我曾经在安师大申报了一个科研课题，撰写《吴组缃评传》，学校已经通过了，我还准备去北京采访吴先生，收集相关的一手资料。无奈当时杂事缠身，加上第二年我又忙于调动去广东，把这事给耽搁了。1994年1月，我刚到南方不久，闻知吴组缃先生去世的消息，悲伤之余，这件事便成了我终身遗憾。
从此，文学界失去了一位优秀的文学家，学术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红学家，我失去了一位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老“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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