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太失败
□李平易
转眼九个月过去了，今年元旦前后我和老伴跨年游玩了珠海——自然也附带了澳门一日游。那是一次惬意的旅行，老伴说这应该算是她数百次出游中最舒服的一次，至少也能算是之一。在我，则只有那年由省台联负责人带队的，由台湾有关团体全陪全付的旅行可媲美。
行程是我年轻时的两个学生细心安排的。珠海的朱献华，合肥的凌伯尧，35年前（转眼要36年了），我25岁，他们15岁，是我师专毕业后教的第一批学生，从初二开始，教了三学期，升学考试的成绩却太不能满意，在全县只能算是中等，因为无人考上中专，被高中录取的比例也不高。作为班主任，我使出了十二分的力气，自己带的语文，成绩也不算差，但结果毕竟令我沮丧。虽然后来被动员仍然带着毕业班，但再也没有投入十二分了。因此几年的从教经历我极少在人面前提起，也基本同过去的学生们失去了联系。
朱献华和凌伯尧是罕见的有一点联系的两位。朱同学后来读了安师大中文系，一次课堂上先生提到了我和我的作品，他有些惊讶，就给在鲁院学习的我写了封信；凌同学则是辗转打听到我的电话，在司法部门清闲的上班时间里给我打了个电话，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师生之间是长时间的岁月的空白。
重新联系上还得感谢文友许兄。大概七八年前，他有一位故人因诈骗被判了重刑，骗去的钱中就包括了老许的当时可买一套房子的“巨款”，许兄对于那位恩将仇报的故人无计可施，也想到或许此人虽在服刑，但可能诈骗去的钱财还存留在人间，打听到此人就在合肥服刑，想去找到他谈谈，指望其良心发现，将他历年码字的辛苦钱还来。但苦于没有联系的渠道。也算是病急乱投医，一天老许打电话约我见面说了此事，问我可有什么“关系”能让他去监狱见见那人。我哪能有监狱管理方面的关系呢？但我突然就想起了凌伯尧，当年他打我电话时是在合肥的司法部门上班的，找到他，或许能帮老许一下呢。于是多渠道地找凌的联系方式，到底有了他的电话。但他早已转到一个被民间称之为“高危行业”的部门上班，还是个“处长”。电话里说起老许所托之事，凌虽已改行，但还是极热心，说是那监狱管理部门的人多是过去的同事，三人约着见了面，商定了办法。只是后来了解到那位犯人并不在合肥服刑，并没能帮上老许一点忙。但我和失联很多年的凌伯尧倒是常常联系了，而且以他为联结点，当年那第一届学生中不少想探得我讯息的断续也联系上了。一些特别的日子，会有意想不到的电话或是短信到来。
珠海的朱献华就是通过凌伯尧获得我电话的，几年前他驾车返乡探亲，打了电话后来看了我。并且很诚恳地说，希望我能到他的第二故乡珠海走走看看，他已是一位优秀的高中语文老师，是一所国家示范高中的中层管理人员，正在整理申报“正高”的材料，说材料已经够了，要说他“桃李满天下”并不夸张。
大概三年前，在18岁高中毕业后就被招了干的吴春莉去省委党校学习，和凌伯尧见面时，一定要凌安排她同我见一面，她和凌一样当年是成绩最好的学生，而且还不偏科。只是自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任何联系了。
见了，同时说了不少让我听了舒服的话。时光筛选，我当年阳光的一面留在了学生的心底。吴春莉反复强调，如果去旌德，一定要给她机会作一次东。本来旌德是我常去的所在，只是去参加了改行后小圈子中人的娱乐活动，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去见过去的学生们。
去年国庆长假，陪老伴和她大哥大嫂去旌德“寻根”，得在县城住一晚，我想起吴春莉那回诚挚的邀请，就打了电话给她。她接到电话就说一切都让她安排好了，一点不用我烦神。果然安排得极好，她还叫来了几位在县城的同学作陪，其中一位帮助老伴他们的“寻根”之旅画上了满意的句号。事后我才知道，我打吴春莉电话时，她人在屯溪有事，其女儿女婿在屯溪这边做事，还投资买了房，那天正是她湖北的亲家在这里。电话中我表示歉意，她倒说屯溪到旌德就十八分钟的高铁车程，一点不耽误事情的。
珠海之行对朱献华来说是旧话重提，建议倒是凌伯尧提出的。出行之前他们反复进行了磋商，同时强调了一点，这趟旅行不允许我花自己的钱，一切由他们负担。机票、餐宿、澳门游，真是让我们满意百分百，特别是就餐，几乎每一次都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朱献华还请我们去了他家中小坐，对于这座被视作深圳的后花园的南方的“慢城”，他是充满感恩之情的。其实他来这座城市也就十年，在评上高级教师以后，不认识这里任何一个人，就冲着招聘广告来了。这座城市接纳了他，并让其更好地发挥才干。“那年我考试后，在这城里不停地走着，感觉特别舒服，就在渔女雕塑边上美美地睡了一觉，决心当好一名珠海人。”他对我说着自己的心路历程。从他为我们安排的吃住行来看，他除了是个优秀语文教师，作为一名校办负责人真是心细如发，尽心尽力。
凌同学的个性同朱截然相反。“处长”早已不干，任了几年闲职，一满三十年工龄，就提前退休了。当年中专毕业时，他们学校有四个保送西南政法学院的名额，他因为成绩好年龄小，被排在第一位，由于家中穷困急着要拿工资，他放弃了。——他从前的家我去过，是一个只能叫作棚子而非房子的居所。本来他父亲是志愿军出身的国家干部，因为容易死人的年代“私自开仓赈灾”被处分负气辞掉了工作，后来心情一直不佳成了嗜酒者。凌伯尧在某些方面得其所传，有些随心所欲，从县城到省城，生活也重组了几回。他早就有律师证，我以为他退休后会拾起这个烫手但能挣钱的行当，但他告诉我并不想，他要干点更有意思的事。
当年那些我误以为大多成了农民的第一届学生，多数通过坚韧不拔的升学考试或是别的渠道跳出了农门，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他们个性迥异，在社会的基层干着杂七杂八的事儿，多数同学没有忘记我并且通过记忆的筛选多少美化了当年的我，这是我颇感意外的。其实我教给他们的一点点应付考试的技能早就烟消云散，毫无用处了，能给他们一些好的记忆的应该是我的行为举止，听着自己已经淡忘的事情从他们嘴里娓娓道出，当然是高兴的。其实我也只是带给了那所乡村中学一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蓬勃朝气吧。感谢八十年代。
不算太失败。这五个字梗在我心头九个月了，到底将其打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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