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剧《中山狼》杨焕亭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金陵十二钗之一的迎春写的判词中写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通常读者只知道这是对迎春丈夫孙绍祖的刻画。很少去细究其典出于明代武功籍状元康海的杂剧《中山狼》。而《中山狼》之所以成为康海的代表作，不仅因为其展示了作者犀利的笔锋和丰富的想象力，更因为他凝结着作家对世情的参验，对人性的剖解和对命运的释读，就此而言，其思想含量比之艺术成就更值得后人思考和研究。
作家为什么要创作？唐人韩愈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以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言，又其精也”，宋人苏轼诗云：“与世沉浮难酒可，随时忧乐以歌鸣”。康海之作《中山狼》，其价值取向正在于折射当时的社会现实。尽管康海的杂剧作品《中山狼》取材于先贤马忠锡的《中山狼传》，然而，它绝非寓言的照搬和戏剧化，而是嵌入了作者对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的血与泪、爱与恨、怨与思的审美结晶。史载康海乃明孝宗弘治十五年的状元，官至翰林院修撰。假若勤政贤明、励精图治的孝宗皇帝不是体弱多病，英年早逝，那么也许会给予康海施展才华的更大舞台。然而，造化弄人，在康海刚刚进入仕途三年后的1505年，孝宗皇帝便撒手人寰，年仅38岁，朝廷人事巨变，刚过而立之年的康海却因为涉世未深，又敢于仗义执言而被卷入李梦阳一案中，从此遭遇宦海飓风，以致樯倾楫摧。
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李梦阳该是康海的文朋诗友，是号称敢于蔑视权贵的弘治七才子之一。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明武宗即位，宠信宦官陕西兴平人刘瑾，遭到朝臣的反对。李梦阳以郎中身份，代户部尚书韩文撰写上疏，弹劾刘瑾，不料事败，李梦阳先是遭贬，后又被刘瑾罗织罪名投入牢狱。此时此刻，他想起了平日里与自己神交意会、诗文唱和，而又与刘瑾同为陕西人的康海。于是，托人带书出狱，呼吁“对山救我”。以康海的性格，是绝不愿意屈尊权贵的，但人命关天，何况又是友人之托呢！于是，硬着头皮登门求情，希望刘瑾宽恕李梦阳。刘瑾一是出于笼络人心，二是看在同乡份上，于是给了康海面子，次日便释放了李氏。这种再造之恩，对于李梦阳应该是刻骨铭心的。然而，有道是人心叵测，李梦阳远不是康海想象的那么好，非但不报营救之恩，反而在刘瑾被革职查办期间，举证诬告，将康海打入刘瑾同党，虽然免于死罪，却被革职回乡。从此康海“以文为身累，遂倦于修辞”，然而我们透过这些感慨，触摸到他心灵深处的创伤。对于终生将“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作为三省之一的康海而言，有什么能比被朋友背叛出卖更灼伤灵魂的呢？然而，康海绝非是一个视“辞章小技耳，壮夫不为”的庸人，他觉得，应该将那种背信弃义者的嘴脸艺术地再现于舞台，以高台教化，警策后人，于是，才有了杂剧《中山狼》。
《中山狼》以北方中山国为典型环境，以东郭先生路遇遭到赵简子追杀的狼，舍身救之，最后没有得到良善回报为主线，生动地刻画了“中山狼”狡黠、善变、残酷的性格特征。作者采用自然人化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曲折地折射出宦海中那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以怨报德，背信弃义的小人的丑恶品格。作者借杖藜老人的口，道破了封建官场“那世上负恩的好不多也！那负君的受了朝廷大俸大禄，不干得一些事儿，使着他的奸邪贪佞，误国殃民，把铁桶般的江山败坏不可收拾”的黑暗和龌龊。有人以为，剧中的“狼”这一形象正是暗指“李梦阳”，诚哉斯言！然而，我以为，“中山狼”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艺术典型，它集中了当时官场丑恶现象的所有特征，其“共时态”的能指远远超过了具象的“所指”，而善良却未得到好报的东郭先生分明潜入了作者自己的命运体验。这样，作为戏剧的《中山狼》就大大拓展了寓言《中山狼传》的审美空间和社会意义。
当我们今天站在新世纪的历史方位，津津乐道于西方“超现实”的艺术思维时，重读《中山狼》，会发现作者那种根植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的意象现实主义思想光束。作品赋予“狼”、老牛和老树以“人”的性格，从而大大强化了作品的人文内涵。而结局以“中山狼”被重新擒获，宣告了道义的胜利，讴歌了人类本质力量的美学光彩，联系到今天我们面临的复杂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难从生活中找到剧中各类形象的影子，这正是经典之跨越时代的价值所在。诚如法国著名作家米歇尔·图尼埃说：“伟大的作家是，当读者翻开他的作品时，能多从中听到并且识别出说话者的身份……”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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