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一次回家过年
岁月艰难坎坷,岁月又壮美如歌……
清晨,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漫天飞舞。我们一行男男女女同学十余人,毫不犹豫地背着各自采购的年货,一步一步,踏着荒原上深深的积雪,朝乾县县城走去。
那是1969年我参加工作领到工资的第一个春节。我家在三原农村,父亲体弱多病,那年仅七十一岁,却已是风烛残年。大妹远嫁西安,小妹在家乡小学当民办教师挣工分。一年的吃喝、用度,全凭母亲在土坷垃里刨。我好不容易熬到大学毕业,每月拿上47.50元的工资。我觉得,家庭的重任,已经落在我的肩上,这个年能不能过好,就看我这个父母膝下唯一的儿子了!
1968年底,我和2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大学生一起,被分配到中国第一女皇武则天陵墓所在的乾县劳动锻炼,地点在离县城西北60余里的羊毛湾水库。
因为远离都市,这儿的东西物美价廉:白菜二三分钱一斤,冻柿子一角钱能买五六个。春节即临,下工之后,我翻过几道坡,到塬畔的小村子购买东西,白芝麻两角钱一斤,我买了四斤。大公鸡每斤四角钱,我花四元五角钱买了两只,回来杀宰后,上秤一秤,好家伙,十多斤,平均每斤不到四角五分钱!
风卷雪花,顺着脖子往里灌;寒风扑在脸上,如刀割一般;呵出的热气,转眼就在头发上、眉毛上结成了霜花和冰凌。男同学走一会儿,就得停下等等后面的女同学。虽说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却没有听谁发出怨言。我背的年货二十多斤,汗水早就湿透了家织布旧棉袄,想到父母看见年货的笑脸,心里不由甜滋滋的。渴了,在田埂上抓几把雪,慢慢含化咽进肚里;饿了,掏出口袋里早已冻得邦邦硬的蒸馍,狠狠啃几口……背的东西,一会儿放在右肩,一会儿挪到左肩。
天擦黑,我们终于到了县城。那时,乾县县城里除了县委招待所,没有住宿的宾馆和饭店。到招待所一打问,早住得满满的。只好在当地老乡指引下,住到房子比较宽裕的人家,费用也不贵,每人一角五分钱。问题是男女同学十余人,只有一个大土炕,炕上有一张芦苇席,还有一条大被子。大家一商量,黑灯瞎火,再上哪儿找住处?干脆一头睡男生,一头睡女生。大家穿着棉衣棉裤,先坐在光席子上啦话。同行有一位年长的,来自农村,是我们旁边另一个学生队的党支部书记。他说:“满身汗水现在冰冷如铁,冻得人不停地打颤。我去给咱们找一点干柴,把炕烧热。”我说好,咱俩一起去。不大工夫,我俩就抱回一堆棉花杆,将棉花杆塞进炕洞,引着火,一时三刻,屁股底下热了。棉衣棉裤上的雪冻化了。满屋子热气腾腾,对面几乎看不清人。我俩上炕挨在一起坐着,谝着谝着,屁股底下烧得不成。我说不好,给炕洞里塞的柴太多了。他说不多不多,要不然湿衣裳烤不干,没法睡呀!说话之间,我闻到一股焦味,忙掀开被子说,小心起火!等大家把被子拿开,炕席已经开始冒烟……他一看急了,靸着鞋,就和我一起跑出去,用棍子压小炕洞里的火苗,总算没酿成成大祸!夜半更深,大家天上一句地下一句地拉呱着,瞌睡虫儿袭来,不由东歪西倒地进入梦乡。整个晚上,谁也不敢动一下,一动,不是碰到对方的脚丫子,就是蹬到对方的屁股蛋子……
次日晨,坐长途车到咸阳,转火车回三原县城,再乘路过家乡鲁桥的红原厂班车回到家中,时间已过大家视作小年的腊月二十三了。父母看我带回这么多年货,笑得合不上嘴。我配合母亲做过年自吃和待客的菜肴:油炸豆腐片、猪肉丁、酱笋丁、大葱段炒制的各种菜碟,冻肉,黄焖鸡,蒜苗肉,蒸肉,烧白,杂烩……还自己烙了点心。
大年初一下午,我家第一次在过年时吃上了六碗四盘子,这可是家乡最高规格的年饭!
一家人围在小方桌旁,其乐融融。凉菜上桌,三杯酒饮过,热菜刚上到第三个,七十一岁的老父亲突然从凳子上慢慢站起来。我问:“爸,你要啥?”老父亲摇摇头说:“我吃饱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还有三道热菜、四个炒菜没上呢!老人凭的就是饭量啊!
这一次欢聚,竟成了父亲最后一次和全家过春节……朋友们,对老人尽孝千万得抓紧时间,别在心中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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