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郡肤施遗址考
周平王东迁，漠南、河套和阴山一带的猃狁、戎
狄等部族迅速南下，成为中原诸国在北方的一大边患，军城上郡并肤施在御敌中发挥了它重要的作用。鉴于二城的位置和置废时间众说不一的实际情况，现以墓志等资料佐证，提出浅见。
上郡设置的时间
春秋末年，鄂尔多斯以南地区被猃狁、戎狄等游牧民族占据，与中原诸国频发战事。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晋文公攘戎、狄，居于河内圁洛之间”（见《史记·匈奴列传》）。“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7年）白狄伐晋”（见《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圁、洛复为白狄地。然到前563年，又为晋所领。由于圁洛间多为山梁、河沟，非理想之牧地。晋悼公五年（前568年）“无终之君嘉父，使孟乐赴晋求好，晋悼公初欲拒之，魏绛请之和，且夫、戎狄荐处，贵货而易土。予之货获其土”。《国语·晋语七》也载时晋人非武力夺取，而是“予货易土”，得到圁洛，各种史料尚无晋人设郡置县的更详记载。
（前476年）以后，诸侯国的权力重心下移至卿大夫，晋出公十七年，“智伯率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灭之”，见《战国策·赵策一》，四卿并峙，智瑶独擅晋国大权，迫使魏韩赵三家联兵，于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诛灭智瑶，瓜分其封地，因而揭开了三家分晋之序幕，也为（前446年）即位的卿大夫魏斯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周威烈王四年（前422年）魏斯诛晋乱而得上地（圁洛之间的地域名称）命李悝为上地守，建军城十五座。李悝迁吏治于上地，周威烈王二十年（前406年）魏斯大将乐羊攻破中山国，迁其兵民降卒于祖居地肤施，古称“肤者大也，施者迁也”，因称其城为肤施。二十三年(前403年）魏斯封侯后，旋即于上地置上郡，“以北方为上，上郡之上是当时相对西长城的起点——郑(西华县)而言，辖肤施等十五城”。可见上郡因上地而名。到前328年，魏纳献上郡并十五县于秦，秦人深悟魏将上郡设置在圁洛南部城邑，远离北部固阳之弊端，总结了魏固阳得失的要因，遂于秦昭王三年（前304年）仍复上郡治所于肤施，故有《水经注·河水注》：“奢延水又东，经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之说。后，汉高祖并三秦复以为郡，王莽以为汉马员为增山连率……”肤施、增山即为《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认定的上郡治所所在地，“增山邑”因城的正西为增山而名（增山即今党岔坟家山，海拔1029米，系周围众山之巅，山顶有战国时期望台一座，由此北眺，山下两河流域一马平川），所以肤施与增山同为秦上郡治所，在肤施的设置时间应为秦昭王三年（前304年）。
魏、秦上郡和军城肤施的设置时间已无需争议，但并非等同肤施县的设置。肤施县的设置最早见于魏武侯二十一年（前376年），武侯与韩、赵共灭晋而分其地，斯年浮游西河而下，观察十五军城后，感于肤施军城战略位置之重要，遂慨然而言“美哉山河之固，魏之宝地”，继而由肤施军城改置肤施县，肤施县是我国较早的县治，也是陕北地区设置最早的县之一。
肤施县的设置时间疑义起于地方史乘，《延绥镇志》载：“文侯元年至魏惠王后元六年（前445年—前330年）设置”，一言蔽之，是在这115年范围中设置的肤施县，而没提出具体的设置时间，但魏武侯二十一年（前376年）设置肤施县，也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其它史籍尚无不同记载，故二者不属争议。
秦上郡遗址出多处的原因
上郡是北方的军事重镇，原是遏制猃狁、林胡、朐衍、白狄、赤翟等民族南侵中原的关卡，上郡的设立者和设置时间，我们已经很明确，但其具体位置却因战争频仍霸主更易，在中国历史上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
上郡的确切位置在何处，它在今天的什么地方，笔者就此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上郡设置以后，经魏文侯、武侯两代英主经营，益趋稳定。传位至惠王，将国都迁至大梁，且厚待士人，发展水利，对外用兵，其图谋引起了其他诸侯的抵制。公元前356年秦孝公实施变法，建立县制，三四年中，秦版图迅速扩大，将魏上郡从北西南三面包围，形成侵吞之势，魏为了对付秦国的不断扩张，于魏惠王十八年（前352年）筑魏长城，“塞固阳”。《史记·魏世家》载这段长城东起黄河东岸神木县马镇乡的阮家坬村，沿山脊向西南至榆阳区刘千河，经米家园子村东，郑家沟村南，西穿无定河入横山县境，由党岔镇流水沟村上山，（而将增山邑、寒泉邑隔在其外，此因待考）沿山脊经张家沟、拓山、刘西山、王台下至武镇大沟、至洛河东岸，全程约456公里。此时，魏长城虽已筑成，然而，上郡远于固阳塞，首尾难以照应，故不可避免（前351年）“秦卫鞅围固阳、固阳降秦”的结局。《中国历史大事编年》载：“由于魏的兵力集中在西南部，于（前350年）魏围秦定阳，迫使秦孝公与魏修好，在此年将‘固阳复归魏\’”。
由于魏惠王对周边国家频繁用兵，国力渐衰，重要的一次是伐赵，是被齐国派田忌、孙膑用计大败于桂陵；一次伐韩又被田忌、孙膑大败马陵；另一次与秦交战，又被商鞅率领的秦军打败。以致“尽失河西之地”。前328年（周显王四十一年）、秦惠文王十年（魏惠王后元七年），秦公子华（桑）攻取魏邑蒲阳。魏献上郡十五县于秦，秦将焦、曲沃还魏。从此魏上郡等十五军城属秦上郡，此时上郡只是设在上地十五军城中，究竟在哪一军城，各家学者各持己见。认为在雕阴（延安）、绥德（时称石枕）的，且有其出处，笔者认为：前296年，赵武灵王率20万大军与齐、燕共灭中山，迁中山王子（尚）于此。不久，流放的中山国国王（尚)与楼烦王谋反于肤施，被赵武灵王攻杀，但与肤施的称谓不能相提并论。《秦帝国全天星台遗址及其流源考》之编著者贺清海先生，所述肤施情节有所不同，认为上郡治所“原在雕阴，魏纳上郡十五县城予秦，魏上郡治所自然成了秦上郡，至秦昭襄王三年北迁增山，取名肤施，是对上郡置所迁移的纪念”，本人认为贺文“因上郡迁移作纪念，取名肤施”之句依据不足，定义欠准。其实《水经注·河水注》中早有：“奢延水又东，经肤施县南，秦昭王三年置上郡”，说明肤施先于秦昭襄王三年，故笔者认为前406年魏破中山国，迁其兵民降卒于祖居地上地，堪称大迁，故为肤施。肤施一词的出现，应是周威烈王二十年（前406年）因“大迁”，所名。然而，前406年比秦昭襄王三年（前304年）早102年。
关于上郡的记载甚多：汉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年）匈奴入上郡，杀掠甚多。
元康四年（前62年）上郡被匈奴所占。
始建元年（9年）上郡易主王莽，莽曰“增山”。
建武元年（25年）属东汉政权，将增山城又回复原名上郡肤施。
安帝永初五年（111年）羌人入河套，上郡由肤施迁往至衙（今白水彭衙）。
永建元年（126年）九月，上郡治所仍还肤施。
顺帝永和五年（140年）南匈奴发生内讧，分为两派，一派立车纽为单于，直捣京兆虎牙营，并杀上郡都尉司马，进攻凉、并、冀、幽四州，汉王朝被迫将上郡迁往夏阳（今韩城）第二年（永和六年）上郡又迁回肤施。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废上郡以县建置，从此时开始到北朝末年的几百年里，北方基本处于政局混乱政权多易主之态势，上郡的建置，变换频繁，此称彼易，从北朝北周时又复置上郡（根据当地出土墓志）到隋大业二年（606年）置银川郡，取代上郡，以致上郡消亡，此为后话。
上郡、肤施—党岔
北庄古城遗址
1、上郡的地理位置《汉书·地理志》载“上郡肤施有五龙山，帝源水，黄帝祠四。”上郡靠山临水，又有黄帝祭祀的地方。《水经注·河水注》载“奢延水又东经肤施县，水出西南，其水东北流，又东”，“帝源水西北出龟兹县。秦昭王三年置上郡（前304年），汉高祖三并秦，复以为郡”。王莽以“汉马员为增山连率，归世祖为太守。司马彪曰“增山，上郡之别名也”。“肤施县在帝原与奢延水交汇处”，可见依《水经注》，上郡在肤施。
“又东南注入奢延水，奢延水又东经肤施县南”，根据《水经注》所载的方位，只有无定河的发源流向符合此说。帝原水即今的榆溪河，它发源于榆阳区西北的马合乡，“西北出、东南流与无定河交汇”，可见“交汇处”也就是党岔与鱼河之间。谭其骧先生认为上郡肤施城在无定河于榆溪河的交汇处，笔者支持这个观点，但是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肤施标在无定河东岸鱼河。笔者认为肤施故城不在鱼河。考鱼河附近三处古遗址，一是鱼河村东100米处城墙遗址，呈方形，边长各400米，从城墙和城内的遗物以及文献记载，显然是明成化十一年所建的鱼河寨；另一处是鱼河的白虎台，面积也只有1000平方米左右，之内有新石器时期的灰陶，篮纹、绳纹陶片，也有一些汉代的筒瓦、板瓦残片，但未见秦汉城墙和战国秦代遗物，而且规模太小，根本够不上一个从战国至秦汉长期积淀的中心城市；另一处是鱼河镇米家园子村南2公里处的九股水旧城遗址，其面积之大，可容纳大的兵团，笔者在对该城夯土层分析中发现，普遍是明制16厘米的夯土窝印，与榆林镇北台东西墙和延绥各堡明代城墙的夯土窝印相同，确定为明代建筑，从遗址上看这三处遗址均与上郡无缘。再从军事的角度审视，鱼河处于无定河与黄河两河相夹的一块孤地上，无定河又由清涧东入黄河，形成了半岛之形，在战争上，三面环水，险于背水之战。有资料证实，两千多年前，无定河的流量是很大的，面对着以骑射著称的北方强敌，将一个偌大北方郡城设于无定河以北，显然有失偏颇。所以将“在奢延水与帝源水的交汇处”的肤施县，确定秦上郡治所（今党岔）的论证是可信的。
2、上郡遏两河之汇，控南北大道，依山临水，易守难攻，可进可退，在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分界线上。根据笔者多次勘查，在今横山县白界乡郭石畔村的山脊上，有秦直道遗址的痕迹，此道宽50—100米，向北径入。倘若从党岔驻兵地出发渡河到郭石畔进入秦直道垂直北上，到达榆林的瓦渣梁（直道兵站）或北长城也不过二十公里。沿无定河到石马坬，溯无定河而上到统万城为百十公里。所以从军事交通的角度，将上郡旧治锁定在党岔，独具说服力。
3、党岔村古城遗址群体由东、中、西三城组成，东城为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城廓，建筑于宽阔的平台川地之上。北边从党岔的八里塔西北上至杨口子村，其地势辽阔，可屯兵数十万。西边筑造在平台和缓坡之上的中城和西城，属隋唐时期的产物。其城墙虽不完整，但轮廓十分醒目。城的北、西、南边又布有小城三座，即北边的寺火山城，西边的朱城，南边的张城。城的整体位置临山傍水，符合大分散，小集中，依山傍水布大营的郡城要件。此间阐述的秦汉遗址东城，所剩残墙高2—4米，墙基宽15—50米，墙体为夯土板筑，夯土层为6—8—11厘米，窝印直径3—6厘米，窝深0.5—2.5厘米，系春秋夯土结构。南墙基所留夯土断层三个阶台，第一阶台4米，第二阶台4米，第三阶台1.5米，于地面平夯层共9.5米（墙高不可考）《周礼·冬官·考工记》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制，上述西墙长度，南墙基断面高度和夯层结构，符合考古诸侯建制城之特征，属郡一级城邑。
4、城内瓦砾密布,有战国时期长52厘米、宽42厘米的麻点坑菱形块板瓦，有篮纹、绳纹瓦砾和汉代两块合拢直径1.5米的大筒瓦，有大型回龙纹空心砖（长1.32米，高0.5米，厚0.18米）。靠近南墙出土的大型正方形柱础（底边长76厘米×76厘米，厚20厘米，柱础的鼓座为两层，第一层直径为70厘米，厚3厘米，第二层鼓座也就是柱子的直径，60厘米，厚10厘米）。推断其柱的粗度需二人合围，此无疑宏大建筑之遗物。遗址内有多处大型粮库遗址，其中之一，上世纪70年代生产队搞积肥时，其残存物，足足让两个生产队的社员担了两个冬天，储量之大，可想而知。遗址内撒落的秦汉钱币时常可见，偌大的北庄村几乎家家都有秦半两和汉五株钱币。秦汉时期流行的实用器和饰器有镂空青铜罐，青铜瓶，西周鼎，汉式鼎，铜钫，香炉，博山灯，战汉镜，温酒炉，洗、蒜头瓶，提梁壶，兵器、农具、组合玉器，战国时期的刀币、瓦器时有出土。实物佐证足可证明这个千年郡城之所在。
5、唐长安三年的《阿才墓志》，出土于党岔古城遗址西南，碑载阿才“葬于银州城，儒林县西南七里之遥礼也。”文中记载了对考证上郡遗址极其重要的一段：“曾祖因官上郡，故为儒林人也”。而且党岔周围出土的数块墓志，也同样记载了儒林县治所就是党岔古城遗址，因此确认上郡在儒林，即党岔，是有碑石依据的，其真实性和可靠性不容怀疑。
对各处“上郡说”的质疑
“肤施城在奢延水与帝源水的交汇处”。芦河与奢延水交汇处为石马坬（隋德静县城遗址），其注入无定河时的方向是东北流而不具备“西北出”。大理河（平水）于无定河交汇处为绥德城，水出正西、东西流，注入无定河也不具备“西北出”。绥德铁茄坪村虽有古城遗址，但其流经河满红河与无定河之交汇处为直南流。三河的源头均不是龟兹。“上郡说”，自然与之无缘。陕西省考古专家吴镇峰先生，提出靖边县杨桥畔的龙眼城址极有可能就是上郡故城，也就是战国到秦汉时期的肤施县，其理由主要是上郡必在秦长城附近，在咸阳通往九原的直道必经之地”，并且否定了上郡在绥德和绥德铁茄坪以及党岔古城遗址，笔者对此谈一些看法。
1、上郡必在秦长城附近，属概念性距离，无有远近之确定。秦惠王更元元年（前324年）筑上郡塞，上郡设置在关卡要塞上，其历史久远于秦直道，即先有肤施，后有直道，故肤施上郡不一定就在这条直线上。
2、从秦直道走向认定上郡即在龙眼城址之论更须商榷。目前的考据均认为“秦直道从甘泉宫出发，经延安进入靖边、榆林，到包头、九原”此论虽可自成一体，但其中疑窦多出尚难成定论。也有人提出直道从绥德到党岔，然绥德田鲂墓石刻题记有：“葬县北鸲亭大道东”之说，这里的鸲亭大道是否是指直道，有待我们进一步考证。 上郡南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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