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风度国士魂 □李满星
前贤有诗云：“从古江山闲不得，半归名士半英雄。”将风流潇洒的名士与创造时势的英雄同等看待。在近代的中国士林中，《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不仅是一代风流名士，还是凛凛群惊、标高千古的无双国士，在历史天空里留下了璀璨的光华。
作为民国名士，张季鸾非古人所谓诗酒风流，而是灼灼才华之风流，傲岸人格之风流，千古道德文章之风流。除了以时评而名倾朝野外，他还有高雅的风度和气质，更可贵的是，他不慕荣利，清高、有气骨，以及追求自由独立的精神，被时人所看重，可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张季鸾少年失怙，在延榆绥道尹陈兆璜的资助下，南下教化之地关中礼泉，在烟霞草堂就学。在这里，张季鸾遇到了贵人——“关学”大儒刘古愚。刘古愚老先生传授给张季鸾的，不仅是“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史功底，还有刚正严直、激傲富贵的品性。无论经受多大的挫折和失败，遭受多深的误解和嘲笑，刘古愚老先生那颗积极入世的赤子之心不改，救国民于倒悬的努力始终没有停止过。这种虽九死尤未悔的精神，成为张季鸾一生都享用不尽的财富。恩师刘古愚的倾心扶植、栽培，使张季鸾对家国黎民百姓积累了无限的深情，其后的所作所为，一曰忠，二曰孝，统而言之报恩主义——即报亲恩，报师恩，报国恩，为世人所推崇。
1905年，陕西高等学堂派遣31名官费生留学日本，张季鸾以优异成绩入选。东渡扶桑后，他以一种深沉的民族责任感，刻苦学习，日文长进很快，随即入早稻田大学，不久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他潜心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特别是日本的历史、政治、思想、文化，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的经济社会变化，以及社会思潮、风俗人情等。他的日文水平相当高，在留日学生中名列前茅。当时日本学者评价说：在中国留学生中，日文写得流畅清丽的，首推张季鸾的论文和戴天仇(季陶)的书信、小品，甚至传闻张季鸾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
不久，由同乡康心孚介绍，张季鸾谒见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成为第一批陕西籍同盟会会员。1908年2月，张季鸾协助井勿幕、康心孚、张赞元等创办《夏声》杂志，组织发表文章，宣传革命，配合国内的反清斗争，声援爱国学生运动，推动民主运动。 同时，他经常为于右任、邵力子在上海办的同盟会中部机关报《民吁日报》寄稿，宣传革命。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受国内如火如荼革命潮流的吸引，张季鸾随一批陕西籍的留日学生归国。在于右任的举荐下，张季鸾担任总统府秘书，执笔起草了孙中山就职宣言。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向国内外发布就职宣言，清王朝覆灭，延续两千余年的帝制终结。就是在百年后的今天看来，张季鸾执笔起草的孙中山就职宣言依然是一篇能载入史册的雄文。
张季鸾的才华，不仅为孙中山所赏识，也为内行人所钦佩。张季鸾在50岁生日之际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他一生最自豪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担任孙中山秘书，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
就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这一天，张季鸾及时向位于上海的《民立报》拍发新闻电，报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和大总统就职的盛况。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拍发新闻专电，我国著名报人徐铸成评价：“中国报纸之自有新闻电，确以季鸾先生一电为嚆矢。”
1912年2月12日，大清国皇帝溥仪退位，孙中山先生信守协约，4月1日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张季鸾亦随之离开临时政府。与孙中山朝夕相处虽只有3个月，但先生追求民主，救国救民而上下求索的精神和行为，已经深深地影响了青年张季鸾。
离开临时政府后，于右任请张季鸾去北京办《民立报》，同时兼任上海《民立报》驻京记者。张于二人南北遥相呼应，以鲜明的立场，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得知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张季鸾立即在上海《民立报》上撰文披露。此事震动全国，掀起了倒袁浪潮，成为讨袁“二次革命”的导火线。当晚，北京《民立报》就被袁世凯查封，张季鸾被捕入狱。经好友同仁的多方营救，3个多月后，他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此后，北洋军阀对报人大开杀戒，故当时有“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的说法。
“二次革命”失败后，张季鸾在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指示下，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每天撰文抨击袁世凯！ 袁死、黎元洪继衣钵，张季鸾再次赴北京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继续讨伐黎元洪。后作为《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披露了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被拘押了半个多月。但张季鸾不改初衷，继续反段，响应孙中山广东军政府的号召，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废弃《临时约法》，在报上连篇报道各地的革命浪潮，并撰写评论抨击段祺瑞。
张季鸾回国的十五年里，辗转办报，两度从政，两次被捕入狱，可以说是颠沛流离、历尽艰险。他那“久已浮云看富贵”的名士风度，所代表的，不是某个集团的利益，更不是一己的私利，而是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利益，即社会公共利益，他是时代正义和良知的代表。
在天津，张季鸾与胡政之、吴鼎昌买下《大公报》，改组为“新记”《大公报》，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横空出世。张季鸾亲撰社评《本社同仁之志趣》，明确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辅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股资。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智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其宗旨强调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重要性，力图保持报纸的独立、客观和公正。
在主持新记《大公报》十五年间，张季鸾忠实地履行了“留将泪眼哭苍生”这一庄严承诺。他发扬文人议政的报风，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他的时评，论事析理，时时处处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超越党派私利，“不以雄名疏野贱，唯将直所斩王侯。”他“三骂”军阀的文章脍炙人口；先后发表两篇文章痛骂独裁的蒋介石，把“笑傲王侯”的名士遗风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卓尔不群，悖逆时流，锋芒毕露而不失隽永，文风飘逸而不乏冷峻，可谓是才气和睿智齐飞，学识和见识一色，充分表现了其狂狷的名士风度。这种名士风度，可以说是时代正义和良知的象征。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张季鸾当仁不让地以“国士”自居，确定了“明耻教战”的宣传方针；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进程中，他共写下十一篇社评，特别是《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在东北军将士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民抗战之际，他把《大公报》“完全贡献给国家，听其统治使用。”以笔为戈，激励民心士气，《大公报》因而被称为“战时精神长城”；张季鸾还为国民政府起草了重要的文稿，参与国家重大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国家高级智囊。
1941年9月6日凌晨，张季鸾积劳成疾，在重庆去世，享年53岁。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均做出了极高的评价。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隆重追悼活动，尚属少见。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前往吊唁；蒋介石也率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张治中、于右任、陈布雷等人吊唁。周恩来、邓颖超的挽联曰：“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国士，是万千士林中的佼佼者，他们有理想、有抱负，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关注着时局，关心百姓疾苦，不迎合世俗，不畏上，不作无病呻吟。听其言，观其人，张季鸾不正是这样的国士吗？
国士之风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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