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 宁生魁 “黄埔生”抗战后放弃官职回家种田
宁生魁选择兵马俑和战马做背景与自己合影，他说自己一辈子都是老兵
在咸阳市礼泉县建陵乡宁家村村民脑海里，去世15年的宁生魁老汉仍然是个“没解完的谜”。但统一的印象是“他抗日战争期间打过日本鬼子，是个侦察兵。抗战胜利后不做军官回老家务农，知道很多抗日的事情，就是不愿意说”。
在宁西迎的家里，挂着一张父亲宁生魁和兵马俑及战马塑像的合影。宁西迎说，1985年父亲到临潼旅游时，看到这个雕塑执意要以此为背景给自己照一张相留念。家人都感觉奇怪，宁生魁只丢下一句话：我一辈子都是一名老兵。
替兄当兵成了“黄埔生”
宁生魁出生于1920年阴历五月初五。他小时候和大自己十几岁的瘸腿哥哥负责给家里的那头牛铡草。宁生魁16岁的那年春天，打了一背篓青草的他傍晚回到家，发现往常帮自己卸背篓的哥哥不见了。母亲哭着说，瘸腿儿子被拉去做壮丁当兵了。
“这不是让我哥白白送死吗？”宁生魁闻讯抓起两个馒头就向镇上跑去。赶到后天色已经黑了，一群壮丁刚吃过晚饭准备接受训话。宁生魁拦住抓壮丁的差役说：你们不是要当兵的吗？我跟你们走，把我哥放了。边说边指着哥哥说，“他是瘸子！”两个差役相视一笑，一把拎他进了队伍，然后挥挥手就让他哥回了家。
宁生魁就这样参了军，他所在的部队第二天先赶到礼泉县城，第三天前往西安，很快开拔到河南洛阳开始新兵集训。一次操练结束后，长官问他们这群新兵“谁认识字”，宁生魁向四周看看举起了手臂。
几天后连队通知他去考试，内容之一就是长官在讲台上语速缓慢地讲话，考生在下面记录。接着他就接到通知：收拾背包和其它单兵装备，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洛阳分校去上学。
宁生魁因家贫没上一天学，但每晚都要去给村里学校的那位老师把水缸挑满，再烧一大锅开水，还和孤身一人的老师睡一个炕头作伴。老师明白他想趁机学习的心思，就每晚教他识字。几年下来，宁生魁把老师借给自己的那些旧课本全部熟记在心，不但阅读没有障碍，还替村里的人写信，成了村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
“中央军校洛阳分校”要求学员在受训期间，一律不准吸烟，不准饮酒，不准喝茶，纪律严明。这些在学校养成的习惯，宁生魁保持了一辈子。
深入敌后八年匕首不离身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原本两年毕业的宁生魁，和同学提前一年被选派到各作战部队。“当时中央军校洛阳分校的学生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但问起这件事情，我爸总是不回答，连自己的部队番号也不说，偶尔谈起只说自己的部队属第二战区14集团军，最高长官是卫立煌，驻扎过洛阳、孟津、许昌、曲沃、侯马、运城、临汾、介休、阳城关、翼城、周村等地，参加过河南忻口东西荣华村战役、中条山战役等，和日军遭遇战无数，所在团几乎全军覆没，团长魏耀武是西安市周至县人，也为国捐躯。”宁西迎向记者解释说，他父亲之所以保住性命，是因为担任侦察兵，长期深入敌后，没能参加那场战斗。
在宁生魁女儿的家中，记者看到一把明显古旧的单刃匕首，全长约27厘米，刀刃部分有18厘米，带10厘米槐木刀柄。“别看这刀刃生锈了，但杀猪宰羊时还是很快，刀刃这么多年也看不到损毁痕迹。”宁家人告诉记者，这把匕首是宁生魁用缴获的日军刺刀改制，宁生魁当侦察兵八年期间，这把匕首藏在右小腿外侧从不离身。
宁生魁当侦察兵时，曾装扮成挑扁担走街串巷卖醋的伙计，随身带一个本子一支铅笔，上面写着村名人名和钱数，遇到盘问就称是替东家收账的。到了一个村镇侦察敌情之前，宁生魁先装作歇脚在村外找一两个干活的老农闲聊，询问有没有日军据点，大概多少人，地形路线等，再给对方送些醋，把村长的个人情况也摸个清楚。
接着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敲开大门，向还没起床的村长亮明自己身份，要求村长和抗日军队合作，并提供方便。村长一听这个陌生人对他家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以也不敢乱耍花招。宁生魁也不作停留，只留下一句话，“注意一下据点的日军动向。以后我们会经常见面，少不了麻烦你。”
赶走日本鬼子我任务完成了
过几天后宁生魁又在一大早来到村长家，要求对方真实汇报附近日本据点兵力部署情况。村长马上说据点有200个日本兵，住在10口窑洞里，4辆汽车，最近没什么动静，有一辆汽车每周去一次太原。宁生魁又借机去据点里推销醋，把据点几个大门几道院墙，门栓设置都看得了然于心。
这个据点距宁生魁部队驻军处有90里路，他挑着担子往回走了20里，找到一位村外干活准备吃午饭的老农说，自己是村长的堂哥，脚扭了走不了路，让那老农把村长喊来接自己回家。还把一个崭新的铜烟袋送给那位老农做见面礼，称自己路上捡到的，反正自己也不抽烟。
村长来了一看原是前几天一大早造访过他家的国民党侦察兵，吓得连忙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宁生魁要求他8月15日晚上准备600个蒸馍和几桶开水，放到路边棉花地里给部队做干粮。并强调饭钱不会少，但必须严守秘密。到时候双方划亮三个火柴为对接暗号。
到了8月15日这天，宁生魁一个人赴约。村长奇怪为何不来部队。宁生魁称计划有变，抓起一个馒头一吃发现没事，又对村长说这个月的月底你还按这个数字准备，说着留下说好的饭钱给村长，表示下一次的饭钱照样不会赖账。宁生魁解释说这也叫侦察，怕村长办不来或者在饭食里做手脚。
“我父亲这么做主要是考虑部队打据点袭击战时，行军到这里天色已晚，正好借休息时让战友吃饭补充体力。自己二次侦察，是害怕村长走漏风声带来一群日本兵给抗日部队设埋伏。”宁西迎向记者解释道，这样的侦察与行动往往是交叉进行的。每次宁生魁外出都是十天到半个月时间，回来后就会绘出一个据点的部署图，又把另一个据点的偷袭计划盘算好，或者接受新的侦察任务。
宁生魁给自己儿女回忆时说道，那次突袭战由团长带了180名精兵强将完成，整个过程没用一袋烟工夫，收获不小，咱们的部队没损失一个人。像这样的战例在他的侦察兵生涯里数不胜数。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第二年春天离家8年的宁生魁从山西中条山回到了陕西老家。当时他已经是作战参谋。部队决定升任他为营长，催他早日归队赴职，宁生魁借故推辞，他说自己作为军人打退日军进攻已经完成了任务。
临终惦记要为牺牲战友在中条山烧张纸
在宁西迎的印象里，父亲一生都留着光头，问起原因，宁生魁告诉儿子，在部队打仗时，头部受伤易于包扎处理，在农村劳动时既防生虱子，洗头还省肥皂；吃饭更是习惯用一把铁制马勺，他说马勺用途多：带把，端起来不烫手；个大，一勺管饱；病了可以用来煎中药；修工事还能用来刨土。
宁生魁有个同乡好友叫王开机，两个人一起在机枪连时都是机枪手，也是中条山战役不多的幸存者。他给儿女提起宁生魁时，直说宁生魁真是个打仗的料。称一次宁生魁送给他一个头套，这个头套像个布袋，在眼睛处开了两个洞，鼻子、嘴的位置缝垫有棉花团，开枪前用水浸湿套在头面部。王开机使用后发现机枪上冒出来的硝烟再也伤不到鼻子和口腔了。
还有一件事情王开机记得也很清楚，在中条山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修建了一座瞭望哨，可是每当哨口后一站士兵，对方阵地上就射来子弹，多名士兵因此牺牲。宁生魁观察后说设计有问题，因为把瞭望口和房门修在一条线上了，这就导致室内光线充足，从外面很清楚地看到内部情况。他让一名士兵用木棍挑着衣服往瞭望口一伸，果不其然对面就飞过来一枚子弹。发现这一秘密后，宁生魁和营长各提一杆枪，天不亮就下了沟。天亮后，瞭望所的战友按照计划把衣服伸到瞭望口，在宁生魁隐蔽处不远的地方就响起了枪声，顺着硝烟升起的地方，宁生魁和营长很容易找到了两个日本狙击手，并将他们当场击毙。
宁西迎告诉记者，父亲一生节俭，晚年却提出两个“奢侈”的心愿，一是要到山西中条山祭奠牺牲的战友，因为当年他们有约定，以后谁活着，就为死去的战友在战斗过的地方烧张纸；另一个心愿就是想要一件相同的羊皮军大衣。宁西迎给父亲仿制了一件军大衣，但中条山祭拜战友的心愿却因父亲重病未能成行。
宁生魁是2000年腊月二十三去世的。当时他披着那件只有过年才拿出来的军大衣坐在热炕上，吃完一个肉包子后情绪就伤感起来，盯着第二个包子嘴里念叨着：我是要上中条山给他们上坟的，那是我的事情，谁也不能代替。可包子咬了一口他就咽了气。
文/图本报记者孙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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