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改家”
胡旭
“劳改家”，这个任何词典里都找不到，却在一段时期、一个特殊行业中，曾被高频率使用过的词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我们系统，“劳改家”是对工作能力强行家里手的褒誉。
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在刚成立的省公安劳改学校，也就是现在的省警官学院培训。教师多数都是从劳改、劳教基层单位调来的文化程度较高、有经验的劳改干部。他们讲课和说话有个共同的特点，习惯用“劳改家”一词对同行称谓。而且讲课实践性强，所举案例几乎都是亲身经历，生动风趣，引人入胜。
学习结束，我来到渭北山区某监狱工作，所见同志也都这么称呼对方，觉得有意思。我想模仿，可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感到自己轻飘飘的配不上这个词。硬是说出来，也没了警校老师和老同志们说出的那么个味儿。
我身边的一个个老同志，有新中国刚成立脱下戎装投身劳改工作的老革命，有走出校门就参加劳改工作的老同志，也有从军队回来的转业军人……他们扎根山区，坚守高墙电网内，为共和国的安宁倾注心血，把青春乃至一生美好年华无私奉献，创新并积累了丰富的监狱工作实践经验，一个个都是教育改造罪犯的行家里手，当之无愧的“劳改家”。
我觉得“劳改家”一词沉甸甸的。“劳改家”是资历的象征、是经验的积累、是光荣的使命、是责任担当、是一生坚守和奉献、是一种无畏和自豪。
那年，我的第一位直接领导——王指导，看到分来两个年轻人，非常高兴。热情指导我们开展工作，每天不管忙到几点，都要到宿舍看看我们。一次，我听到有人称呼他“王老师”，这才知道，他是20世纪60年代师范学校毕业生，分配在省城西安的少管所担任“少年犯”文化教员，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他二话不说，服从组织调动，背起铺盖就到山区来了。他给我的印象是，除了吃饭睡觉回家，在办公室里待一会儿，几乎整日在监舍和劳动现场转悠。他说话办事态度严谨和蔼，工作细腻扎实，对我一生影响很大。
当时，组织上还安排我跟一位安徽籍老同志熟悉业务。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平时不善言谈，可介绍起不同服刑人员的改造特点和管教工作经验，一套一套滔滔不绝。看到他办公桌玻璃板下，一张年轻时身着戎装的照片，我才知道，他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八路。听到有人说，一个服刑人员因为长时间没有家里音讯，产生悲观厌世情绪自残，谁劝都没用。他赶到现场对那人说：“我帮你！”他像长辈开导孩子般稳住服刑人员的情绪，让其放弃了轻生念头，制止了一起极端事件的发生。
有幸的是，我在单位还接触到了曾经名噪一时，20世纪60年代“大练兵、大比武”活动中，荣获全国公安劳改系统“四知”标兵称号，受到当时的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接见过的高贵武同志；享誉三秦劳改系统，被大家亲切地誉为“四大名旦”的马栏农场“四大管教”马文英、孙烈、司正、洪树林等老同志。他们搞改造、抓生产，都一套一套的，身上总有许多东西让人学不完。
还有许多老前辈，他们是我们单位的创业建设者，他们是共和国监狱工作发展的亲历和见证者，他们是响当当的“劳改家”。
曾有人感叹，服刑人员被判的是有期徒刑，他们这些“劳改家”被判的是“无期徒刑”；还有人感慨，他们守着的是“火山口”“炸药包”；也有人赞誉他们是攀登十八盘的勇士、特殊园丁和改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祖国强大了，人民的生活富裕了，监狱步入了智慧化建设发展新阶段，“劳改家”这个称谓已渐渐远去，但监狱警察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的精神却被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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