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六十五年前的日本同学
1954年春季一开学，我们班就遇到了新鲜事——有五名日本同学来我班就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从沈楚老师的一篇文章中得知，那时来西安六中就读的日本同学全都是日本关东军被俘人员子女，由中国政府安排，从东北来到西安的。他们的家长大都是工程农医技术人员。
□ 姚志锐
一
1953年秋，我考入西安市第六中学读初中，当时的校长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西安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陈怀孝，党支部书记是晋绥老区进城干部邓全海。
西安市第六中学，位于五味什字中段，是一所校史文化深邃、师资实力雄厚的西安名校。其前身是辛亥革命西安起义元勋张钫先生抗战时期在中州会馆原址上创办的私立西北中学。
1952年，西安市人民政府接管全市私立中学，西北中学依次排序为西安市第六中学。六中师资雄厚，高中语文教师沈楚，家学渊源好生了得，其伯伯为首任文化部长沈雁冰（茅盾），沈老师改革开放后被聘为陕西省文史馆员；数学教师陈怀孝，西北大学数学系高材生，时称“大代数陈”，无论以后担任校长、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从未放弃数学教学研究；理化名师魏至旺、李得禄，改革开放后为首批特级教师；体育教师孙定钧，民国体操健将，曾带队出国比赛；美术教师苏克岩，课堂开设中外名画绍介欣赏课，其山水画作常在西安美协展出，且竞价不菲；还有一位地理教师，民国时期参加与邻国划界工作，解放后转业教育专精高中经济地理课，暑期组织初中生成立天文兴趣小组，夏夜登楼观星，著文《七月星空》发表报端。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期，俄语作为中学热门外语课。六中特聘一位住人民大厦苏联援陕专家夫人娜塔莎为高中俄语教师。娜老师，碧眼金发女郎，身材高挑，着装俏丽，雪天严冬，仍是裸腿长裙。她经常课余在操场一角与一位光着头噙旱烟袋，着装俨然关中乡间老农的教师用俄语交谈，不时发出由衷的欢快笑声——他就是高中世界地理教师张青云！张青云老师履历好生了得！他是陕西中共早期党员，上世纪二十年代莫斯科大学就读，与邓小平、乌兰夫、蒋经国有同学之雅。后回国成为农民运动专家，其时据闻在全校工资级别最高者，甚至超过校长书记。又听高中同学说，张老师讲世界地理课“言必称希腊”，不时插几句谁也听不懂的拉丁文，当讲到莫斯科风物，侃侃而谈，乐不可支。其他还有留学欧美的教师。
六中如此师资阵容，市委主管文教的丛一平常委，教育局局长朱茂青当然了若指掌，指定六中为西安市涉外学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
1954年春季一开学，我们班就遇到了新鲜事——有5名日本同学来我班就读。他们分别是：马渊千代子、中岛孝子、秋原希美、迫田茂义、石垣雅生。其中3位女生的形象至今仍记忆犹新。
马渊千代子，个头高挑，白袜黑裙，长发披肩，散落有致。浅褐色椭圆型脸蛋上，忽闪着一对黑宝石小眼睛，不时放射出热情的光芒。
中岛孝子，中等身材，柳眉杏眼，两条长长的辫子，一前一后搭在肩上。上穿花格绸春装，下着灰青色长裤。白皙尖颌瓜子形脸上，总是堆满拘谨羞涩的浅笑，让人感到她是一个文静秀美的女孩。
秋原希美，好一个俊美日本小姑娘，身穿蓝色背带裙装，体态小巧玲珑，一头乌黑短发修剪得整整齐齐，刘海覆眉，长睫慧目，满脸稚气。
对于这5位同学来我班就读（后来又看见高中也有日本同学）这件事，除了感到新鲜就是新奇，至于他们是从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抗战胜利都快十年了，他们为什么还不回日本上学去？我们无意深究，只是偶尔问老师几句，老师也只是说：“本校有日籍学生就读，是校史光荣的一页。你们要和他们友好的相处”之类的话。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从六中原语文教师、茅盾先生侄女沈楚老师的一篇文章中得知，那时来六中就读的日本同学先后有好几十位，他们全都是日本关东军被俘人员子女，由中国政府安排，从东北来到西安的。他们的家长大都是工程农医技术人员。
我们很快就和这些日本同学熟悉了，并且相处得很好。我们也很快发现无论在操行上、学业上他们都有着许多令人钦佩的优点。
这些日本同学都有很强的时间观念，每天上下学从不迟到早退。记得有一次马渊千代子跳高扭伤了脚，但她上学不但没迟到，反而早到了半小时。上体育课非常积极认真，竞技水平总体比较高，在校运动会上为本班拿名次主要靠他们。
在学习上，他们更是刻苦用功，而且作业认真细致，比如中岛孝子在做数学作业时，竟用三角板来打等号和分数线。一般来说，他们的数理学科成绩比较突出，但学起中国历史课，就苦了他们了。每次考试，老师总会给他们另拟试题，予以照顾。当时学校考试照搬苏联“五级分”制（即成绩评定为五个等级，一分二分不及格，三分及格，四分良好，五分优秀满分），即使给他们出了“写出5个中国古代著名京城(每题1分)”这样简单的题，他们也很难准确答出。比如他们大都会把“长安”写成“西安”。于是历史老师就给他们纠正，“长安”是汉唐时期的京城名，“西安”是明代以后才出现的城市名，那时已不是京城了。长安、西安虽大致同在一地，但时代称谓都不相同。你们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来长安求学，总不能写成来西安求学吧。后来他们把班上一名叫“西安”的同学改叫“长安”，可能为的就是牢牢记住“长安”这个古代中国著名的京城。
他们对师长很尊敬，无论在什么地方，遇到任何一位老师，都行日本式扶膝深度鞠躬礼，甚至连学校职员、工友也不例外。那种认真谦卑的样子，让我们在一旁看了会忍不住发笑，但他们毫不在意，并且一直坚持着。
他们对同班的中国同学是关切友爱的。当时我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时期，城乡同学的家庭经济状况，大都比较困难。家在农村的同学，每周都要从家里步行背两次馍，喝学校免费供应的开水，作为每日的伙食。而日本同学的家长受到中国政府的优厚待遇，因此他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阔绰，有的还在五味什字周边有名的饭馆吃“包饭”。其中汉语水平较高的迫田茂义相当活跃，他有时也尝尝农村同学背来的干馍，然后请那些农村同学到饭馆吃自己的“包饭”，还给一位有皮肤病的男同学好多洗澡票，并建议多洗淋浴。有些年龄比较小的同学对他们在一起叽里咕噜用日语交流很感兴趣，迫田茂义就自告奋勇地教他们学些日语单词和简单对话。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对中国是热爱和尊重的。记得有次上自然地理课，老师让抄笔记：“我国的裴秀是称誉世界的地图学家”，而他们则自动都把“我国”换写成“中国”。
当然，在中国，“二战”胜利是以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为标志的，骄傲暴戾、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刹时间灰飞烟灭。他们成了被战胜国收容的战俘子女，这严酷的现实，在他们幼小的心灵深外投下了阴影。课堂上凡讲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他们则会一直低头伏在桌上。
班主任老师曾专门利用班会对大家这样讲：“你们同学之间，应该珍重这段难能可贵的特殊友谊！战争是一把双刃剑，既刺伤了对方，也刺伤了自己。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是客观存在的，不容篡改，而你们是很好的日本少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是没有责任的。‘日本鬼子’的称谓与你无关，在日本人当中也有支持中国抗日的英雄，你们知道吗？东北抗联战士在一起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一辆满载子弹的日本军车旁，依靠着一具日本士兵尸体，他用脚趾踩响三八大盖步枪扳机，子弹穿过头部饮弹自杀的。遗书上说，我是辎重兵，送此十万发子弹给中国抗联官兵，以表示对抗联正义事业的友援。自知此举不能苟活，只有自杀明志。这件事发生地是吉林汪清县。”
1955年秋，我们突然听到一条消息，日本的同学要全部回国了!那些天，日本同学也是闷闷不乐，若有所失，情绪复杂。
日本同学回国的具体日子记不清了，只记得在全校欢送大会上，秋原希美同学代表初中部日本同学致答谢词，讲的是日语，一位中国同学在旁边念中文翻译稿。会后，我们赠送给日本同学的都是当时时兴的硬壳封面日记本。学校鉴于当时日本政局的现实，为避免日本海关找麻烦，让我们把日记本扉页毛主席像和北京天安门剪下来。日本同学则在背面用中文字写上“我爱毛主席！我爱中国！日中友好！”以及自己的签名作为回赠。
十几年前，我有幸在《三秦文史》上读到沈楚老师回忆日本学生的文章，得知1981年8月，曾在高中部就读的桦岛康健，是某日本株式会社驻华常住代表，携夫人从北京来西安访问，并回母校西安市六中。1982年冬，另一位初中部同学回访母校六中。还有在日本神奈川某工业职校任教的六中高中部日本学生马渊智雄，从1981年起每年都要给她寄贺年片，并深切怀念在六中的校园生活。
（作者系西安市雁塔区政协文史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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