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家乡事,品故乡情


我的两次高考 ■赵良

三秦都市报 2017-06-09 04:10 大字
听说现在的高考生都是“皇帝”,一入高考季,考生的家长们就进了炼狱,接连两天捧着“圣上”直入考场,然后在考场外痴痴地守候(不管风吹雨淋),一个时辰后,又捧着回家。考生们这些天一般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娇贵无比,似乎一星半点的体力活儿都可能打翻试卷上的分数,将9捣成6。

这使我想起30多年前自己高考的经历。

我共参加过两次高考。1978年7月下旬,我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考,年轻气盛,分数考得刚过录取线,报的志愿却全是国内一流大学,清华北大居前,中山复旦断后,因怕像哥哥一样没上所报志愿的学校,倒被分到了师范院校落个以后当老师的命运,干脆在志愿栏最后一格绝决地表示:不服从分配。我的第一次高考就这样落选了。

从得知我落选的那天起,我的命运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被告知成了待业青年,家庭的负担,父母的累赘。

父母亲绝不会把我当小皇帝供着,因为我们家像我这样的男孩就有三个,三个男孩三张嘴,嘴虽小却特别能吃,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们紧皱眉头。

我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就受不了那种压抑的气氛,我不能忍受我是个被人供养的废人这一事实。

于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人介绍去西安市糖果厂当了一名运糖工。

运糖是将制糖车间切好的糖块搬到包装车间,叫那些女工们包上糖纸,虽然两个车间的距离不是很远,但需来回奔波,一天不下万米,我常常累得一倒在装沙糖的麻袋上便不知今昔了。回去还得挑灯夜战,复习功课。为此,父母不知和我吵过多少回,要我辞了那份工作。我不干。

第二年7月8日,那个神圣的日子来临了,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记得我向当时所在的糖果厂雪花软糖组组长老段请了三天假,要她保证为我保留这份工作。

老段是个天津人,问我这三天去“干嘛?”我说:“高考。”吓了她一跳。她这人的特点就是过于热情,很快将我的雄心壮志告诉了周围的所有人,包括包糖的临时工们,那可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女人啊!她们见了我就喊我“大学生!大学生!”

我没客气地答应着,憋足了劲儿想当这个大学生。

第一天考语文、政治,感觉一般;第二天考数学和历史,感觉最好,尤其是数学,曾是我的弱项。

可这次我一拿到试卷就感觉面熟,人家答题的顺序是先易后难,我则拣自己最喜欢也是最难的答,一下子证出一道30分的几何题,精神大为振奋。分数出来后证明我的感觉没错,我的数学得分竟高达82分,比语文高了整整16分;第三天是地理和外语,我竭尽全力答题,像吹着冲锋号占领敌人阵地,反正把该得的分都得了。

考完,我累坏了。

想歇几天,不行,害怕失去那份临时性的工作。

请假期满,也就是第四天,一大早便匆匆去上班了。

师傅和包装车间包糖的女工们一见我都问:“大学生,大学生,考得怎么样?”

我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

组长老段说:“一考完就来上班,累不累啊?”

我学着她说天津话,但听起来像撇京腔:“不瞒您说,还真累!”

她说:“累,小伙子,你现在最想干啥呀?”

我说:“想睡觉。”

她说:“那就睡吧,睡吧,别搬糖了,到后面糖堆儿里睡吧!”

我一听这话,也没客气,扔下筛子,真的去后面睡了。

这一觉睡得真酣,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连撒开的糖包塌我身上也不知道。等我醒来,就听见组长老段的天津话:“嘿,嘿,小伙子,甭睡了,甭睡了,你瞧瞧,你瞧瞧,再睡都成冰糖葫芦了。”

我一看,我早已滚出了糖包堆儿,躺在糖浆桶边上,沾了一身的糖浆。我伸出舌头舔舔身子,嗯,真甜!

1977-2017

我的高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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