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话沧桑

■刘 路

我早想写写当年住房的辛酸。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时，已是拖家带口的人了。学校分给我的是五层两人一间的单身房，看到一大堆锅碗瓢盆，与我同处一室的明琪兄弟识相地搬到教研室住了。腾出的这间十五平米的斗室，我一住就是十年，直到当了副教授。这逼仄的房间，说是宿办合一实在低估了它的功能，有客厅、书房、储藏室、杂货铺、厨房、浴室……我给它起名叫“容膝斋”。有两部电视剧穷神尽相地描写过，一部是九十年代的《半边楼》，一部是两千年的《蜗居》。

我是个读书人。当然知道我所在的城市自古就有“长安居，大不易”的记载。那是白乐天改名的由来。诗圣杜甫晚年感喟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道出了他对“住者有其屋”牵心动情的期盼。

臧其恕先生是我的领导。西安解放半年后的那个正月，十五岁的他逃难到古城落脚，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今年冬天“四九”那个几近暴雪的上午，他约我一起去看他才装修过的新房。老人是有心人，他费了一个多礼拜，提前准备了两份材料，分别是“西安搬家纪实”和“校址搬迁纪实”。在曲江新区那个叫“春晓苑”的新房客厅坐定，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到西安66年了，这是我的第24次搬家。最早落脚的是西大街316号一间小阁楼，盐店街对面，好几个小青年住在一搭，白天织袜子，晚上睡觉”。

“三个月后搬到五味十字26号，一年后又搬到通济坊，4个月后又搬到城隍庙西道院，一年不到又搬到西仓……，还有金花路、铁炉庙、乐居厂北苑、西柳巷、堡子村、骡马市、北柳巷、南小巷……”这些西安的老地名一个个平静地从他口中流淌出来。

“好在那年头没家当，被子一卷，铁锅一背，碗筷一提，家就算搬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我静静地听他诉说。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想到自己当年蜗居教单楼的景况，心中凄凄然。比起他来，我的“容膝斋”无颠沛流离之苦，无求人央告之难，竟是享福了。

“你好到哪里去了，三十多年没出过大学校园，安安稳稳地住着，小点怕啥？我在通济坊住的草房，秋淋漏雨，彻夜难眠，我打算下来挖城墙洞住呢，好在后来天放晴了。”

“还有咱们办学，从1992年到今天，25年搬过十个校园。从教育出版社招待所到省委党校，到水厂路，到东仪路，到西三爻，到黄良镇……不断被拆迁，被撵来撵去。”

“最后一次了，”我说，“咱们同仁文化教育大厦去年已经动工，最多三年，十万平米26层的建筑就会拔起在翠华路南口，那可是地标性建筑。”

“不知道我能活到那时候不？”他稍作沉思，伺机又欢愉地说：“年龄是什么呢？也就是个数字罢了，人，无所谓老不老，不变的是自己的心气儿。我活得很有信心，没啥大病，我一定会在新大厦里办几年公。”

窗外的飘雪更大了。老人回忆，1950年正月，他一个富人家的孩子，徐州培正中学初一学生臧其恕一到西安，也是这么一个撕棉堕絮的雪天。如今，66年过去了，白云苍狗，斗转星移，他已走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行程。我思忖，社会是把磨刀石，最能磨砺人了，住房亦是。住房的变迁史，也是他的奋斗史、创业史，更是共和国的苦难史、振兴史和圆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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