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信据说古今中外凡成大事者在岁那年大多都要经历一
刘学信
据说古今中外，凡成大事者，在26岁那年，大多都要经历一次人生转折。或金榜题名，或加官进爵，成名成家。那么，我这个凡夫俗子，在26岁那年，是如何经历人生的转折呢？
我26岁那年，是灾荒时期的1961年。当时我身高一米八零，体重68公斤，工作之余爱打篮球，风华正茂，热情活跃，是铜川煤炭基建公司职工业余总校一名专职文化教员。后来，因学校缺乏基础课师资，陕西省教育厅举办了工农教师进修班，我有幸被选拔进修。
进修班设在西安书院门，原陕西省音乐美术师专旧址。培训班分设语文、数学两个班，每班50人，我被分到数学班。两个班公共课是教育学、心理学、政治、古汉语，数学班开设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制图、微积分、高等代数，选修课是拓扑、运筹学、二进位制等。每天上午4节课，下午2节课，晚自习并不强制上。
我初中没有上完，数学基础差，后来在部队、矿区自学了平面几何、高中代数。到进修班后，为赶上课程，废寝忘食，刻苦钻研，每晚坚持上自习，礼拜六晚上也不放过，经常和几个基础差的同学挑灯夜战到12点。不到一个学期，我仅做课堂笔记和写作业就把一瓶鸵鸟墨水用完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我被选为班级学习委员。
那年月，天灾人祸，全国粮食奇缺。我们吃商品粮的干部每人每月仅供30斤口粮，其中包括30%粗粮，还要节约1斤支援一线工人。我身高体大，到每月下旬主食券只剩下二三斤了，无奈，开饭时先喝一碗盐开水，把肚皮喝涨，再慢吃唯一的二两馒头和白水煮萝卜白菜。细粮吃完后，只好吃高粱米、红薯干、糜子面发糕。我口粗，当时没有什么感觉，但到茅房却拉不下大便，有时要用树枝、手指掏，掏得肛门流血。解一次手要耗费三四十分钟，为了不耽误学习，我解手时还带上一本专业书。半年下来我的体重下降到54公斤。
星期天学校放假，我们单身学员的任务就是上街跑饭馆、窜食堂。在中山服上衣口袋装一个小调羹，跑遍东、南、西、北大街，解放路，小巷，见饭馆食堂就进，看哪家要的粮票少，量大，对比之后再买。一次，我在南院门一家小餐馆看到卖芙蓉糕，黄黄的，上面浇了一层糖水芡汁，还有青红丝，实际上是玉米面发糕。一盘只要一两粮票，四毛二分钱。我看划算，当即买下，狼吞虎咽地下肚，把盘底的糖汁舔得一干二净。此时想起过去讥笑穷苦农民吃饭舔碗的穷酸相，如今我也把盘子舔得底朝天。有一天，我在东大街一个餐馆吃玉米面饸饹。突然，一个流浪汉在一个正在吃饭的顾客碗中抓起一把饸饹，边跑边吃。吃饭人赶到门外，流浪汉已经跑到马路中心，饸饹洒了一地。路人劝说：“这人也是饿急了，怪可怜的，算了，追上也没用，这饥荒年月……”
每个星期天早饭后10点出门上街跑饭馆觅食，直到下午两三点返校，跑遍大街小巷二三十个饭馆，1斤粮票用完还觉得没有吃饱，学校食堂开饭还要吃，得了“饥饿恐慌症。”一斤红苕1.6元，一斤黑皮点心5元。我每月53元工资，除了交伙食费、买学习用具外，全部吃光用净。那年冬天特别冷，我想起一首歌词：饥寒交迫。今天才真正理解，肚子越饿，感到天气越冷，肚子吃饱了不会感到太冷。一天，下着大雪，我到解放路买参考书。我正走着，有人轻轻碰了一下我，揭开大衣露出一个烧饼，低声问我：一块五，要不要？我正付钱，他急忙抓钱，把饼塞给我，转身就不见踪影，有点像解放前白区做地下工作的地下党。
一天晚上下完晚自习，我饿得不行，到南大街背巷子转悠。一个老汉提了一盏马灯、一个竹篮，里面放着一个小瓦盆，盆里放着条子肉。他轻声说，一块钱一片。有三四个人正在吃，我给了两块，老汉给我在小碟子上加了两片肉。正吃着，有人吃完没付钱撒腿就跑，老汉放下筷子急忙追赶。人没赶上，返回来只见竹篮、空盆歪倒，汤汁撒了一地，肉片没了，众人也不见踪影，老汉痛哭不已。
为了改善生活，市民们四五点天不明就到街上羊肉泡馍馆门前，排长队等吃泡馍。寒冬腊月，北风凌冽，大叔大婶、老头、老奶奶身穿大棉袄，坐在小凳子、马扎上耐心等候。有个老人冻得站起身，颤颤巍巍，搓手跺脚，有的清鼻流了一长串，也顾不上擦拭，直往前挤。6点钟店主开门发号，领上号的才可以买上牌子，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羊肉泡馍。据说，西安一知名画家，每礼拜天到东大街羊肉泡馍馆内不排队免费吃一碗羊肉泡，饭后给店主画一幅画作为交换。几十年后老画家作古，他的一幅画竟然价值几十万。后人向饭店索画，经法院判定原告败诉。原因是饭馆和老人在生活极端困难时双方自愿交换，羊肉泡救了老人一条命。
我们从1961年4月入学到1962年4月，进修了1年。原计划实习半年毕业，发大专文凭，可因赶上饥荒年月办不下去，教育厅决定提前结束，只发了一张毕业证（后来确认中师文凭）。回到单位后，我用手轻按一下身上就是一个坑，全身浮肿。医生给我开了一副药，是用糖稀谷糠杂粮做的中药丸。一盒6个，约有半斤重，一个星期才给开一次。这时单位夜校已解散，人事部门告诉我，单位减员，你可写一份退职申请，回家自谋职业，给你发一笔遣散费，我拒绝了。
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拨乱反正，百废待兴。1978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举的道路，恢复高考和职工技术培训制度，大量培养技术人才，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工业大增产，农业大丰收。粮、棉、油敞开供销，农副产品农民自产自销，物品丰富，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群众丰衣足食。从此，人民告别了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肉要肉票，副食品要购货证的票证时代。
近些年，经济进一步发展，国民生产总值连年增长。城里，楼房林立，工薪阶层工资逐年增加；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如火如荼，农民收入大幅提升。今昔对比，我感慨万千：过去的艰难岁月一去不复返了。艰难困苦，难以忘却。若向现在的年轻人说起昔日陈年往事，他们以为是笑谈，全然不信。
1978年，在百废待兴，振兴中华之时，煤炭部决定在铜川建立一所煤炭基建技校，培养中高级技术工人，以适应现代化煤炭建设的需要。这时42岁的我被调去参加筹备工作，我欢天喜地，如鱼得水。先是搞基建，后是搞教学、再搞行政。还撰写了许多关于教育、教学的论文，在省市以至全国报刊上发表，与全体教职员工一起，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中高级技术工人。除了文革荒废了10年外，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我在荒年岁月学来的知识，总算有了用武之地，为国家作一些贡献，尽了一份微薄之力。（作者系陕西工业技师学院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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