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0多名学生，5名教师；2005年，60多名学生，4名教师；2014年，19名学生，6名教师。这一连串的数字是一所乡村小学的发展史，这些数字中记载
李玉娟在给学生们上课
本报记者 贺小巍 见习记者 杜瑶
2014年11月25日，玉川，冬天在这里多了几分暖意。
玉川镇，位于西安市蓝田县南部，依傍着辋川河。车行山路，近两个小时的爬行，最终到达玉川镇南北沟村，而南北沟小学就深藏在这秦岭山区中。
没想着离开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朗朗童声，引人走进玉川镇南北沟小学。这个并不很大的校园，承载着19名学生，6名老师所有的希望和责任。
作为一名只有19个学生学校的校长，辛宏昌已经在这所学校工作了10年。“生源越来越少，我刚来的时候还有七八十个学生，学校在这个小山村里很有生气，现在全校也就19个学生，今年入学的适龄儿童只有两名，学生都来自南北沟村，大多是父母在外的留守儿童，条件好一些的都转到镇上或县城的小学去了。”
辛宏昌感慨于孩子们的流失，但更感动于老师们坚守。如今，学校有6名老师，除4名年龄较大的老师外，还有两名年轻老师。孩子们从这里走了一波又一波，而老师们却一直在这里坚守。“我1955年出生，明年60岁，今年冬天一过，三月份开学就退休，不能教学生了。”黄余水老师就是这样一名坚守的老师。
1974年，黄余水高中毕业，经历了工分教师到民办教师的过渡，1995年转成公办教师。工资从上世纪80年代的八十多元钱，到90年代的近乎三百元，再到今天的几千元。可以说，黄余水正经历着中国乡村教育的快速发展时期。在山区教师岗位工作40年的黄余水老师，保持着乡村的一份纯朴，“孩子们的那些眼神，让我感到自己有一种无法回避的责任。”黄余水，在别人离开的时候，他留下；在别人收获的时候，他还在播种。
“刚来的时候，看着两边的山都想回，哭的嗷嗷的，特别不适应。”资阳市乐至县的四川籍姑娘李显梅毫不掩饰自己几年前初到这里时的心情，“村里向外的公路实在难走，既冷，又远，坐车还挤，但这是份工作，更是份责任，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长了，你就会理解。”
和李显梅一样，李玉娟也是一名80后乡村女教师，她俩同时从玉川镇中心学校分流过来，也成了如今南北沟小学最年轻的老师。曾经，李显梅在安康读书，李玉娟在西安读书，大学的同学也聚会，但她们不经常去，“周末出去太浪费时间，周内就更不可能，我们还有这群孩子。”两位女老师性格都很开朗，山区的清苦似乎在她们的身上看不到一丝踪迹。“山里空气好，没想过要离开。”李显梅和李玉娟异口同声说道。
清苦的生活
办公室兼做休息室，叠放着课本、教案和作业，摆设着简单的生活用具，木制的床铺，墙上挂着作息表，上午八时十五分早读，下午四时四十分放学。我们了解到，南北沟小学老师们的生活跟寄宿学生的状态一样：一周工作结束后，周五下午回家去，周日下午再返回学校来。
“在别人看来有些折腾，可大伙都这样，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李显梅笑呵呵地说。李显梅说自己是“2011年大学毕业，通过参加基层教师的招考，2012年来到玉川中心小学当老师。后来因为李家河修水库，中心学校迁址。2013年9月被分流到南北沟小学，现在早已经适应这里的生活了。”李显梅跟我们讲话时，用着地道的陕西方言，始终带着爽朗的笑声。
随着下课铃声，孩子们放学了，老师们又开始张罗各自的午饭。教室外面传来菜和油相融的“嗞嗞”声，李显梅和李玉娟在室外正准备自己的午饭，单一的菜品配上实用的面条就成了两位年轻女老师冬日里最常吃的饭。由于学校没有灶，老师们只能在上完课后自己准备午饭。在一位老师的宿舍里，我们看见桌子上放的是从家里带来可以吃一周的馍，有时候一锅包谷稀饭、几个馍就是一位乡村教师一天的伙食。
干冷的山里，没有可以站得住脚的地方，即使是在老师们的宿舍也觉得寒气很重，一碗热乎乎的饭也很容易冷掉。在这里，电磁灶似乎可以满足所有的做饭需求，空调却难以发挥它的作用。“经常电压不稳，做饭时突然没电也是很正常的，要是再开空调电压就更不行了。”李玉娟说。
在外人看来这一切都是如此清苦，但在这些老师们的口中这一切都是如此自然。“这几年乡村教育和教师的待遇越来越好了，我们的工资和县城老师的工资差不多。原来山里很冷，也给配了空调，要说比条件肯定和城里没法比，但要说工作的成就和满足感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李显梅说。
这一切，正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郑新蓉曾说过的：中国教师群体中，农村教师人数最多。他们在社会末端，在艰苦环境中肩负着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基础使命。
特殊的课堂
讲台上的李显梅，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和我们交谈时的内敛，洪亮的嗓音引领着孩子们进入了知识的殿堂。5个孩子，穿着冬衣，课堂上活泼踊跃，学得认真。“今天是看你们来了，他们还稍微收敛点儿，平时更闹。”李显梅说起她班里的这5个孩子时，透着特有的亲切。话语中，我能感受到这个年轻姑娘，作为山村老师全部的幸福和满足。
虽然现在学校只有19个孩子，但老师们总是很忙碌。李显梅除了要带孩子们的语数英，还要带作文、品社等，时常是给一年级讲完数学，又给四年级讲语文，接着三六年级的英语。在复式班中，一个教室，两个年级的转换是必然，也是山区教学的常态。“孩子们太小，得有人看着才会踏实学。”如果不是亲耳听到李显梅的这句话，我们很难想象这出自一个80后的年轻老师之口。
对于黄余水而言，不论是之前呆过的红门寺小学，还是现在的南北沟小学都是一样的，复式教学是解决生源稀少的较好办法。“一个高年级匹配一个低年级，轮换着讲课。常常是一四年级，二五年级，三六年级组合，往往是这个年级的先上课，那个年级的预习或者写作业，就这么轮换着来。”黄老师提起教学总是很认真，“玉川这样的山区孩子，都很纯真，我们要因材施教。”
因为“教育”留在山上——成了老教师和年轻教师间无形的纽带和信念。李显梅的儿子已经两岁了，一直放在四川老家让父母带着，“艰苦的生活并非不能忍受”，而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才真正令她痛苦。每当结束一天的工作，“隔两天会跟儿子通话，夜深了会因想念而不知不觉流眼泪。”李显梅，放下年幼的孩子，是为了更多的孩子；离开苍老的父母，是为了成为最好的父母。和黄余水走过的青春一样，李显梅的青春，也承载着山里孩子稚嫩的希望。
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忧老教师大批退休而出现断层时，黄余水笑着说，自己不担心，“这两个年轻老师来了，证明乡村教师后继有人。”
未来的期望
当我们走进一四年级的教室，面对由七个孩子组成的两个年级时，明显感受到孩子对我们这些陌生人的到来有些不自然。“爸爸妈妈都在家吗？”我们问道。“在家，在家挖树。”四年级的刘浩和其余两个男孩边打闹着，边回答着我们。同时，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那个留着齐刘海，有双清澈大眼睛的小女孩。腼腆的她不爱讲话，只是时不时地瞅瞅我们这些外来人。当问起名字时，她立刻跑到课桌前拿起铅笔，写下“周小雨”。这三个字，带着生硬的笔画和并不好看的汉字结构，但难掩小雨识字的喜悦。
“孩子们可以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与人交流，学习成绩提高，也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求知渴望是最令我们开心的。”李玉娟真实地表露出自己对山里孩子教育的想法，“我们希望能多个幼儿园。在玉川镇，就只有一个幼儿园，孩子5、6岁上一年级，之前在家里没人管，农村一些陋习难免会影响他们。”
“我还希望，能配一些多媒体设备。我们俩有电脑，但都没法带到教室给孩子们用。他们需要看外面多彩新奇的世界。”李显梅忧心忡忡地跟我们说着。
教师，始终是农村和城市的连接者。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基础教育监测中心副主任胡平平认为：农村教师的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尤其是小学教师。在偏远和民族地区，农村“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高中，哥哥姐姐教初中”几乎是普遍现象。对此，黄余水老师坦言：山区的教师大都上了年纪，年轻教师不愿来，来了有时候也呆不长，虽然娃越来越少，但只要有一个娃来这里学习，我们也要把他教好、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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