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深度依法治国法官选任尤为重要 什么样的人才能当法官
今年7月，中央启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作为依法治国的关键保障，法官选任显得尤为重要。在全国首批6个试点中，上海首先释放优秀律师、法律专业人士可被选聘为法官的信号，并强调主审法官一个人说了算。亦有消息透露，还将对法官的薪资进行大幅提升。到底一个好法官的标准是怎样的？以史为鉴，或许能看出些许端倪。
六十多年前，没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马锡五，以依靠群众、调解结案等审判方式，为当代中国司法创造了“马锡五模式”。
时光荏苒，如今依稀可见“马锡五模式”的影子。富县法院探索展开的“一村一法官”工作机制，有矛盾在田间地头解决；米脂县人民法院充分继承陕甘宁民主政权建设的“三三制”传统，在审判工作中，法官、人民陪审员、社会力量三方参与……
不可否认，马锡五是中国六十余年司法史上一个标杆。与此呼应的，是当下中国司法界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热。
乡土“法官”马锡五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25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庭长任扶中率19人，接管国民政府西安地方法院。28日，西安第一个人民审判机关——西安市人民法院成立，任扶中任院长。“得益于法官、干部大多由边区高等法院审判人员组成，并能及时得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特别是马锡五院长的直接指导，所以当时西安市人民法院在各方面的探索可以说走在前列。”《西安法院志》编撰者、西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法官孙剑博说。
提起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的审判模式，不得不提到马锡五。马锡五出生于贫农家庭，1934年春参加刘志丹部队，参与组织红色武装和创建陕甘宁苏区，之后一直搞后勤行政工作，管过粮食，当过国民经济部长。
那个年代，边区民众对各种受过西方教育的专业人士极为反感，洋专员、洋办法处处碰壁。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侯欣一举过一个例子，卫生医疗专业人士在拥有150万人口的边区，只培养了200名西医，结果受到2029名巫婆的强烈干扰。没有多少法律背景对马锡五来说，反而成了好事。全面抗战爆发后，马锡五当上陕甘宁边区陇东专区专员。边区当时只有一个法院，设在延安。为方便诉讼，专区开始设立分庭，由专员兼任分庭庭长。
即便如此，分庭庭长依然是“兼职”。著名法律史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张希坡教授说，其他专员基本上都是挂个名，只有马锡五实实在在地做了。
马专员不单抓生产管政务，还亲自断案。“作为法官，当你下乡找老百姓调查了解情况，恰好遇到他下地归来，这时候，你应该把他手中的牛绳接过来，帮他把牛拴好，让他在一旁喝喝水、抽抽烟，好生休息后，才跟他了解情况。”这番朴素直白的描述被认为是马氏审判方式最经典之处：巡回审判、就地办案、调解结案。
极少量的立法 用党的政策办案
必须承认，陕甘宁边区当时只有极少量的立法。当时延安地方法院曾向上反映，“无法律依据，全凭良心解决不了问题。”清涧县司法处说得更直白：“判决时群众提出质问根据什么法律，便无以为对。”
“马锡五的法律水平有多高，不见得。但在同期分庭庭长中，马锡五对政策精神领会水平最高。”张希坡说，让马锡五“功成名就”的案子，主要是一些政策性问题和生活矛盾。
用更直白的语言来表述：用党的政策办案。在一篇文章中，马锡五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法律既包括党和政府颁布的带有法律性质的纲领、决议、决定、布告和法令，同时也包括根据这些文件制定的单行条例和法规。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西安解放到上世纪50年代初，西安市人民法院在司法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继承和发扬陕甘宁边区人民司法传统，积极探索适应城市具体情况的新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方式。如，设立专门的人民调解室、适用老百姓看得懂的法律文书格式、实行‘就地审判、集体办案\’、建立‘轮值陪审\’的人民陪审制度、制定刑事及民事《审判规则》、成立审判委员会，在全国率先试行公开审判、集体调解等。可以说当时在全国走在前列。”孙剑博说。
据《西安市志》第五卷《政治·军事》卷记载，西安市人民法院成立后，废除了旧的审判制度和程序，清除旧法观点和作风，实行新的简易诉讼程序和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其中，凡来法院打官司的，书面、口头起诉均可。
“背上猪头不认赃”的判例
有学者分析，马锡五和他的传人，实际上都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一方面贯彻民本，敢于为民申冤做主，在诉讼程序上采取便民措施；另一方面以情代法，不重视法条的严肃性。而后者，正是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的最大羁绊。
当年有个案子，一个人叫刘四，从乡下买猪一批，赶回家后却发现少了白蹄猪一头，后来发现王某杀了头白蹄猪，便认为是偷他的，遂于法院起诉。该法院经向卖猪的和当地群众了解，认为确系刘四的猪，然而王某却拒不认罪，辩称杀的是自己家养的猪。
审判员批评他说：“人家是背上牛头不认赃，你是背上猪头不认赃，现在贼赃俱在，还不低头认罪，定当从严处罚！”
王某无奈，被迫认罪。后来王某被判刑一年，赔偿猪一头。然而判决不久，被告家属和当地群众却在一个榨油厂找到了这头走失的白蹄猪，并将猪赶到法院要求放人，使法院的一大帮为民做主的审判员目瞪口呆。
学者喻中在一篇文章中说：现实中，马锡五的乡土司法传统和现代司法传统的鸿沟，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消弭，相互间的此消彼长一直都存在。
孙剑博介绍，西安法院系统1954年编制92人，除行政处主管人事、杂务外，其余科室均是办案机构。而且陆续来了一些留苏的法律工作者，“可仍称不上依法办案”，因为本来就无法可依。“但是，当时的法官办案都很认真，并严格恪守司法为人民服务的准则，走群众路线，这是今天司法系统应该学习和借鉴的。”
1955年2月，西安市人民法院改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再属市政府下属部门，而是独立行使审判职权。同时期，西安市中院开始率先在全国实行公开审判、陪审、合议、回避、上诉等制度。在此期间，法院内部一面仍强调马锡五模式；另一个方面，国家于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开始强调建立现代法治规则，但这种努力很快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打破。
从复转干部到司法专业毕业生
1957年开始，受“反右”斗争的影响，特别是其后的“大跃进”运动，提出要把西安建成一座“玻璃城”，法院工作近乎停滞。据《西安法院志》记载，1965年11月，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四清”运动，全院68名干警中32人被划为“坏分子”、“有问题的人”。文革开始后，法院被彻底砸烂，直到1975年前后逐步恢复。
1979年秋天，时年36岁的律师许小平去兰州出差，在宾馆阅报栏前站着读完了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新公布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全文，顿时热血沸腾，正式决定加入律师队伍，一干就是34年。
“我是部队转业的，当时文革刚结束，法官、检察官和我们这些律师，大多都是部队干部转业来的。特别是部队文职干部很受欢迎，政治原则强、文笔好，能把握大局。”许小平告诉华商报记者，“说实话，这批人虽然政治性强，但都不太懂法律，也没有受过司法训练，虽然工作认真，但还是造就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再后来，西安法院执法逐渐向国际法靠拢，不再游街示众，也不准集体行刑。1979年到2014年《刑法》中关于死刑条款的数量，已经从18.4%降到13.1%，“这也是社会法治一个重大进步！”许小平说。
司法在进步，同样法官个体也逐渐走向专业化。随着恢复高考，各地司法学校、政法大学的毕业生，陆续接受国家分配进入司法系统。
但一个事实是，仍有相当数量的非专业人才进入司法系统，2000年以前，社会观念认为军人和法官有相通性，直接当法官更具优势。1988年，著名法学家贺卫方教授曾发文《复转军人进法院》，批评这种现象，认为不利于司法系统的专业化。
重调解，还是重依法办案？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制史教授侯欣一归纳说：在一个本身没有多少成文法可以依据、法律意识普遍较差的社会里，在一个人们更多把法律当做是政治斗争工具的年代，在一个主要是以民众的满意与否来评价审判结果的大环境下，马锡五模式的成功是必然的。这也是复转干部当法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司法至今并未真正走出马锡五模式。好法官的标准一直是马锡五式的：经验丰富，强调劝说、亲民，和民众打成一片，善调解。如蓝田县法院的法官李增亮，2003年8月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模范法官称号。他的名言是：“法院的工作就是调处矛盾与纠纷，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进步服务，我们决不能仅仅满足于案件处理程序齐全合法、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而且要使矛盾彻底化解。”在李增亮办过的案子中，42%都是调解完成的，并且双方都很满意。
他曾审理过这样一个案件：双方当事人是邻居，原告在与被告两家之间修了一道院墙，被告认为侵占了他家的宅基地，强行推倒院墙，并把砖头砸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500元，而李增亮了解到原告除交诉讼费外，还付了律师300元。若委托正规鉴定机关对院墙进行鉴定，仅鉴定费就需要400元。若按正常程序审理，这个案件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就近千元，无论谁输谁赢都是得不偿失，他找到了当地一位老泥瓦匠，仅付10元鉴定费就把院墙评估完了，并且双方都认可。经调解，被告付原告360元就结了案，双方皆大欢喜。
上述学者说，这些新时期法官典型，都和马锡五一样，遵循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司法传统。但是，由于现代法治观念的植入，这些法官因为和当事人走得太近、太重调解，逐渐被质疑违背法官基本的中立和司法本质。
最大的原则就是司法为民
1981年，如今的陕西省资深法学家、当年的西北政法学院教授方强，将西方的《犯罪心理学》和《法制心理学》概念引入中国，开创了大陆心理法学科。1991年，46岁的方强就任陕西省司法厅副厅长。
“上世纪90年代的法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案子基本上不按法律法条办。改革开放后，经济越来越活跃，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案子也就多了，法律的事情领导不管，要办案你就得按领导的意思来！”方强说。
2006年，方强以法学家身份，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我国法治建设危象丛生，出现了一些旷古未有之怪相，个别司法人员腐败严重，造成了大量民众上访，法律在百姓心目中形象很差、地位很低。”
“西安的司法改革历史以及法学家们的探索，对整个中国司法改革是有借鉴意义的。从边区马锡五模式的推行，到‘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和高效行使审判权\’原则的确立，到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再到建立诉讼服务中心和便民诉讼网络等等，大原则对了，就什么都对了。最大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司法为民，为人民服务！”方强说。
对于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方强表示“备受鼓舞”，因为他们这一代法学家所追求的法治目标眼看就要成为现实。尤其是明文禁止官员不能干预具体案件，但具体执行仍有待观察。
“过去批条子，现在打个电话行不行？法官的审判误差有多少，这不仅是法律知识学习好不好的问题。而是他社会地位有多高，肩膀能扛起多大的事，这才是本质。”方强说，“我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大数据：法学专业毕业生都去哪了？
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目前全国法官队伍有30余万人，其中，具备法官资格的有20万左右，具体从事案件审理和执行工作的有10余万人。
2013年，全国有近8万名法学本科毕业生。如果以平均每年有法律专业的本科和专科毕业生约5万人计算，那么仅在过去近10年里，中国法学院培养的学生估计在50万-55万之间。这些法学专业的毕业生都去哪儿了？
最高人民法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官告诉华商报记者，基层法院的法官人数至少占全国法院总法官人数的2/3，约20万人。除去中级人民法院的人数，那么至少也应当有约8-9万法律本科和专科毕业生进入中国的基层法院，这就意味着，在基层法院，至少应当有1/3的法官是法学“科班出身”。但情况远非如此。
据上述法官讲 ，目前中国基层法官队伍有三个来源：一是正规院校学法律或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这类人其实不到20%；二是从当地招考或政府其他部门调入的，大约有30%；第三类是复转军人，超过40%。据其讲，某县级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他本人也是复员军人，从事法院工作近20年）曾告知他，该法院70%-80%的人为复转干部。
不过，随着近几年审判专业化的要求，许多没有法律专业背景的法官，通过自考、函授、法律业大等方式拿到了法学学士的学位证。
“青天老爷”向现代法官的转身
戊戌变法后，西方法制观念深入人心，催生了清末的官制改革。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清政府实行官制改革，将全国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立。
1907年，光绪帝又把各省的提刑按察司改为提法司，相当于现在的省高级人民法院。陕西省设立了“陕西各级审判筹办处”，筹备审判厅的设立工作。
宣统二年（1910年），陕西省高等审判厅设立，设立了西安府地方审判庭，几个检察厅，按照清新修律法审理民事、刑事案件。但当年的办案模式，还是传统的“青天老爷”坐堂，不行了就刑讯逼供，新法套上了旧体制，没起到司法改革应有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按照清律的设置，已经有了上诉、辩护、回避、陪审及公开审判等西方的诉讼机制，及二、三审级“合议决定”，以及大理寺的“复判”等制度，但清政府后期已经无力掌控全局，这些制度均未实行。
民国初年，西安受制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虽一度“跪诉取消、刑讯停止”，但没多久袁世凯即下令恢复沿用清代法律。时年，虽然西安各级审判机构名为“司法独立”，但实际上还是满清封建审判机构的翻版，行政长官、特别是军阀都督、监军均可左右审判，随意出入罪。
民国十六年（1927年），南京政府推司法改革，将各级审判厅改为法院。明确“三级三审制”，一般案件最高法院为终审；审判时“以推事一人独任之”，“但案件重大者，得以三人合议之”。
“南京政府推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是：此前，西安等地的审判职员均由北京政府大总统任命，1927年后，改由南京政府司法行政部任免。院（厅）长、推事、书记官等按《法院组织法》所定之条件、经司法考试合格后，方可任职。两年后，又颁布法令，法官退休后不得在任职地担任律师。”西安中级人民法院高级法官孙剑博告诉华商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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