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龙凤纹小铜筒 重现梧州海陆丝绸 辉煌之路

东汉龙凤纹小铜筒(正面)及器盖。(作者供图)

李光亮

龙凤纹小铜筒，筒状，带盖，盖顶部和器身上部各有一带孔扁圆钮，原应有链相连，出土时已不存。器身主体图案为阴线刻画的龙、凤、虎和其他动物形象，器身上下两端各装饰一组由弦纹、三角纹、方格纹组成的图案。器盖顶部装饰有柿蒂纹、短斜线和弦纹，器盖侧面为三角纹。通高10厘米、口径3.5厘米，重131克。1982年出土于梧州大塘鹤头山东汉墓，年代为东汉。龙凤纹小铜筒现藏于梧州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

罕见的小铜筒是盛贮封泥的器具

该文物精致小巧，与汉墓出土中较为常见的铜器，如鼎、壶、盆、樽、铜镜等不同，该小铜筒较为罕见。这造成了该文物在此前一段时期内，其被主观的认为是用作装针线用的针线筒，甚至曾一度被命名为“铜针线筒”。这一“望文生义”般的命名，难以让人信服。

后来，在查阅汉代文物时，笔者发现在徐州博物馆馆藏有4件在器形（均为筒状并带盖）、大小（高度在9.3-10.5厘米不等，直径3.2-4.5厘米不等）同梧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小铜筒基本一样的器物。其中，命名为“龙凤纹铜封泥筒”的器物尤为与梧州市博物馆馆藏“龙凤纹小铜筒”相同。徐州博物馆将该类器物命名为“铜封泥筒”，从而得知其真实用途是盛贮钤盖封泥原材料胶泥的器具。铜封泥筒小巧的形态，一是便于其储存胶泥以保持湿度，二是方便随身携带。另外，从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得知，盛贮钤盖封泥原材胶泥的器具除了圆形的“铜封泥筒”外，还有方形的“铜封泥盒”。

封泥用作保密和凭信

古人对简牍文书、物品囊笥进行传递时，常用绳子结节捆扎，在绳子结节处放一小团胶泥，并在胶泥上钤盖玺印，这块带有玺印字迹的胶泥就是封泥。封泥是玺印的使用形式，其作用为保密和凭信，流行于战国晚期至汉代。在传递文书或物品的过程中，若接收方发现封泥完整，则表明该文书或物品为未被打开的原始状态；若发现封泥残损或缺失，则表明该文书或物品在传递中有可能被打开或替换过。封泥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史、政治史、交通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并对后世的篆刻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笔者在徐州博物馆官网检索铜封泥筒的同时，也检索出徐州狮子山楚王墓（汉代实行郡国并行制，即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狮子山楚王墓指的是西汉早期分封在徐州的同姓诸侯王刘戊的墓葬）出土的80块封泥。这80块封泥按印文内容可分为三类：有楚国宫廷职官“内史之印”、“楚太仓印”；有军队职官“楚中尉印”；有楚国属县职官“兰陵丞印”、“下邳丞印”、“彭城丞印”、“符离丞印”、“相令之印”、“吕丞之印”、“萧邑之印”、“萧丞之印”等。这些封泥往往与随葬品同出，应是缄封随葬品的信物。其中，文物编号为11116的一块“楚中尉印”封泥，其背面附着于绳子结节处而形成的凹痕，至今清晰可见。

梧州曾是海陆丝绸之路

交汇点

梧州是当时岭南之中心，地理位置优越，水路交通发达。汉初，梧州属南越国（公元前203-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平南越国，梧州为苍梧郡郡治广信县所在地。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梧州（苍梧郡广信县）作为交州（交趾）刺史部的治所长达300多年。同时，在汉代，朝廷在梧州城西南靠近三江汇总处的桂江上设有漓水关。

简言之，梧州是汉代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是海陆丝绸之路交汇点。作为岭南中心的梧州，在与其下所管辖各郡及各县之间相互的行政文书传递、商业贸易开展之频繁是不言而喻的。为确保行政文书的保密性和商业贸易物品的原真性，小小的封泥承担起了这一重要使命。该龙凤纹小铜筒在梧州的出土，即是汉代梧州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缩影。当然，梧州至今未有封泥出土，这有待于今后考古工作的开展。

通过对该龙凤纹小铜筒的认知，一方面可以看到汉代梧州的辉煌历史；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应放宽视野，多与外界交流，取长补短，以促进梧州文博事业的发展，更好的讲好梧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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