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 草原和房间的双重叙事
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斯的展览“房间里的大象”（2006年）。
《房间里的大象》
作者：[美]伊维塔·泽鲁巴维尔
译者：胡缠
版本：重庆大学出版社/楚尘文化2013年7月
《大象的退却》
作者：[英]伊懋可
译者：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
版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
庞然大物，是人类自古以来对大象这种动物的一贯印象。无论是“盲人摸象”的成语，还是“曹冲称象”的典故，都从侧面反映出大象相对于周边事物不协调的庞大。作为地球上最大的陆地动物，大象拥有一个长鼻子、大而松软的耳朵、宽又粗的腿，这些特征赋予了大象独一无二的特性，没有其他具有相似体质的动物。
当代的大象叙事正行驶在两条背道而驰的路径上：环境学家告诉我们，野生大象的数量正在不断减少；社会学家却说，群体的回避与沉默，让“房间里的大象”变得越来越多。
消失与减少的象群
大多数中国人对大象的印象，不是来自于影视作品，就是在动物园的围栏之中。这就给不少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大象这一物种是非洲的特产。实际上，距今三四千年之前，大象广泛分布在我国的境内，从黄河以北一带到岭南，从西部的巴蜀到云南，大象的踪迹遍地可循。
在上古时期，传说舜有一个弟弟名字叫作象，等到舜做天子之后，弟弟象被封为诸侯，其封地名叫有鼻。晋初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记载：“舜死苍梧下，群象常为之耕。”舜这个人物是否真实存在于历史上，还有不少争议。但这些古老相传的故事可以说明，早在上古时期，黄河流域应该有大量的象群，而且人类已经掌握了驯服大象的能力。到了商代，象文化更成为了殷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象”这个字也已经出现在甲骨文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殷墟考古发掘出了大量象牙和象骨，进一步佐证了文献上的记载。如今的河南省简称为“豫”，按照古文字学家的考据，“豫”字是“邑”和“象”的结合，也就是“大象之地”。
西周以后，象文化逐渐衰落，考古发掘也没有再出土过与大象有关的工艺品。大象从黄河流域绝迹后，在江淮流域仍有不少分布。彼时的大象不仅是珍贵的土产，也被当作军事作战的武器。但自汉代以后，大象在江淮地区的数量急剧减少，只有云贵、岭南等更南方的地区还有大量分布，那时南方的各蕃国常把象牙向中原朝廷进贡。而到了宋代以后，江淮地区的大象彻底绝迹，大象就成为了岭南的特产。
曾经遍布中原的大象，为什么逐渐消失了呢？部分研究者把原因归结为气候的变化。大象喜欢生活在温暖潮湿的环境。由于食草量惊人，大象的栖息地需植被茂盛。除了作为生存的饮水外，大象常常通过洗澡来降低体温。据竺可桢的说法，殷商时期的中原地区，大部分时间内的年平均温度要比现在高出2摄氏度，正月更要高出3-5摄氏度。商周王朝更替之后，中原地区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温暖多雨转向寒冷干旱。因此，黄河流域的野生大象开始向南迁移，这种南迁的过程一直持续了上千年。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人象之间的长期矛盾冲突才是大象退却的关键要素，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Elvin）在著作《大象的退却》中，指出古代中国人为了扩大农田面积而肆意砍伐森林，使得大象生存空间逐渐萎缩。不过，伊懋可写作这部作品的真正用意是探讨中国的环境在社会发展之中的变迁这个母题。伊懋可认为，中国“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仅仅是士大夫的美好愿景，对于统治者和平民而言，这个理念显得过于软弱无力，无法转化为整个社会保护环境的行动。
不只在中国，大象和人类的激烈冲突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停歇。根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资料，100年前非洲大象的数量还有1000万头，如今仅有40万头大象存活在非洲大陆，每15分钟就有一头大象遭到人类的杀害。一些研究表明，为了自我保护，不少新生的雄性大象正在退化，已经不再长出象牙。
大象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的排泄物能给土壤施肥，使许多树木和植物发芽。失去了大象，森林的健康状况和恢复力较差，树木的多样性也在降低。正如伊懋可的观察，野生大象数量的减少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警示灯。人类对野生大象的濒危熟视无睹，正如对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无视。大象的数量正在锐减，环境保护这只“房间里的大象”还在不断增加。
“房间里的大象”，为什么总是难以言说？
地球上大象日益消减的数量，在环境学家眼中是生态不断恶化的警示信息。然而作为一种隐喻，“房间里的大象”却在生活中到处可见。“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intheroom）是一句英语谚语，意思是说屋里有一头大象，人们明明清楚它庞大的存在，但都装作不知道。这句谚语被专门用来形容人们对问题视而不见，选择沉默的社会现象。相比起大象这种动物生活在地球上的历史，“房间里的大象”这一谚语显得年轻得多。“房间里的大象”最初来自于十九世纪初的俄罗斯诗人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故事《好奇的人》，其中讲述了一个男人走进一座博物馆，注意到了所有细致的事物，唯独没有注意到博物馆中最为显眼的大象。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也引用过这种说法，但直到1882年马克·吐温的小说《白象失窃记》之后，“房间里的大象”这一说法才逐渐广为传播。这种面对问题故作沉默的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点都不少见。比如“性”对人类的生活和繁衍至关重要，但在东亚文化中，这个话题总是社交场合中的禁忌。很多父母尽管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但在孩子面前仍然感到难以启齿。最近的美国大选也是一个例子，尽管大家都意识到大选结果必将影响未来世界的走向，但在美国社会中，贸然询问对方支持谁当选，大家往往也不愿意给出明确的答案。不少影视题材借用大象的寓意指出人们对一些不良社会现象的冷漠。第56届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大象》就是根据1999年发生在美国哥伦拜恩中学震惊世界的校园枪击案改编而成的，电影标题中的“大象”暗指美国校园时有发生的暴力事件。2018年的一部中国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则从另一个角度运用了大象的隐喻。这部电影讲述了四个不同人生轨迹的人陷入人生困境而苦苦寻求救赎的故事。电影开头讲了一个故事，说满洲里动物园有只大象，一直坐在那里，有人拿叉子戳它或者给它食物，它也不起来。这只席地而坐的大象在面对叉子时，它可能抵抗过，面对食物它可能兴奋过，但因为身陷在动物园的笼子中，终究一切都没有改变。如果说人们对校园枪击事件的“大象”熟视无睹，那么《大象席地而坐》里的大象更多的是在命运摧残下的逃避和无奈。上世纪七十年代，德国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通过历史研究和多年的民意调查，提出了一种描述舆论形成的理论假设——“沉默的螺旋”。这种理论认为，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意见一方的沉默会造成另一方意见的扩大，如此循环往复，沉默一方的意见就会螺旋状下沉。如果所有人都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这会对一个社会有什么影响？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就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房间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认》。泽鲁巴维尔是以色列的犹太裔学者，这样的身份让他格外关注二战期间纳粹和犹太人遭受的惨痛经历。当运送犹太人的火车驶过时，铁道旁的居民们虽然明知火车的目的地是灭绝集中营，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异议，唯一的抱怨只有日夜不停的隆隆声搅扰了自己的休息：旁观者选择沉默，纳粹士兵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结果所有人最终都成为了屠杀的合谋者。谈论房间里的大象，为什么这么困难？泽鲁巴维尔说，“不仅仅没有人愿意听，而且没有人愿意谈论‘不听’这件事”。避谈大象的行为本身就是房间里的大象。我们不仅避开它，而且我们一边这样做，还一边否认，从而否认了我们的否认。但泽鲁巴维尔也没有过分地苛责这样做的人们。在陌生、不友善的环境下选择沉默，本身就是人性中的一部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不愿说出房间里的大象，是一种寻求安全感的表现形式。选择沉默未必是获取某种功利的目的，而是在无法有效沟通或沟通成本太高时，保全自身的必要手段。
撰文/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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