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耶秦简:世界上第一份“小九九”藏在这里
秦王政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二月十五日,夜深人静,一灯如豆,洞庭郡的一位文书吏左手持着木牍,右手拿着毛笔,正在书写洞庭守发给各县啬夫、卒史、假卒史和属吏所下达的命令报告书,提到运输县内的劳力应该尽量避免征用黔首(秦代对百姓的称呼)。
两千多年后的2002年6月,在湖南省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县衙内一口不起眼的水井里,洞庭郡这位文吏的记录随着3.7万余枚秦代简牍重见天日,为我们事无巨细地“汇报”秦代人民的工作与生活。湖南省龙山县位于武陵山脉西侧,地处湖南、湖北、重庆三省市交界处,而里耶古城位于龙山县最南边,离龙山县城尚有120公里之远。在古代长期处于“五溪蛮”“武陵蛮”的势力范围,中央政府对其控制非常薄弱,即使在如今,交通也仍然不便利。里耶秦简的发现,证明秦代郡县制在全国都无差别施行,即便是在南方的边远小城,行政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原来,在两千多年前的秦代,就有人兢兢业业地记录着每一位居民的信息。
如今,我们每个人都有户口本,上面记载着我们的户籍,地址一般都会具体到村居门牌号,包括家中人口的关系、年龄、身高等。而里耶秦简也有一批记载户籍的“户籍简”,这是首次发现的秦代户籍简牍。根据简牍记载,里耶人民在当时属于洞庭郡迁陵县某乡南阳里。“里”基本上就相当于今天的村居,可以看出秦朝的编户制度非常严密。不过,里耶秦简虽然注明每个人的爵位,但却不登记年龄、身高,或许是因为这批户籍简是在秦灭楚不久后编制,还未来得及完全统计。
从户籍简反映的内容看,南阳里中的编户民大约有20余户,涉及的姓氏有7-8个,里居呈现异姓杂居的形态。编户民的家庭以核心家庭、主干家庭为主,也有联合家庭。奴仆属于户籍的附属人口,女性奴仆可以嫁给主人做侍妾。我们知道,在三代春秋时期社会主体都是血缘氏族,从战国初期开始各国纷纷变法,加强对个体家庭的直接控制,秦国商鞅变法就规定“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通过南阳里的编户民状态,可以证明这种政策在民间已经落实。
在这批简牍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地名:“洞庭郡”和“苍梧郡”。里耶古城所在的南阳里属于洞庭郡迁陵县某乡,而里耶秦简同时又提到“苍梧郡”。这两个郡在传世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过。《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但这“三十六郡”究竟包括哪些?历代众说纷纭,但均未提到“洞庭郡”与“苍梧郡”。里耶秦简证明了这两个郡的存在,有学者认为文献的长沙郡、黔中郡当是洞庭郡、苍梧郡的讹误,也有学者认为可能存在先后改名的现象。
里耶秦简里,还藏着世界上第一份九九乘法表。要说九九乘法表是什么时候起源的,估计很多人并不清楚。《管子》曾有一种说法,“宓戏作九九之数以应天道”,九九乘法表居然是上古伏羲发明的,这种说法当然不可信。不过,据《韩诗外传》记载,齐桓公招揽人才,有个人自称会九九乘法表。齐桓公笑道,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那人说,如果我只会这个,您都肯聘任我,那还怕会没有人才投奔吗?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应该就有了九九乘法表。
不过文献只是文献,需要考古才能确证。在20世纪,出土的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居延新简均记录了“九九乘法表”,由“九九八十一”开始,到“一一而一”终,与今天流传的基本一致。而里耶秦简的发现,则证明战国秦代时,九九乘法表就已经通行了,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乘法表实物。
里耶秦简还记载了最早的“祠先农”活动,这是秦代从中央到郡县各级政府组织的祭祀活动。先农是主管农业的神,对于先农的祭祀,在传世文献中最早可以到汉朝,而如今北京也有明清时期遗留下的“先农坛”。在更早的周朝,人民祭祀的是田神,还没有“先农”的称呼。1993年在湖北荆州出土的周家台秦简即证明秦代有“祠先农”的活动,略早的里耶秦简则又一次进行了证明。大约秦人希望取代周人的田神后稷,所以把“先农”置于后稷之上。
关于先农祭祀的程序,简文中也有记载。据里耶秦简记载,祭祀先农当天是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三月二十日,具体用盐、黍米、母羊、羊头、猪肉、酒、肉汁、肉等。有猪、羊而无牛,即文献中的“少牢”,因为主祭的是县长,所以是符合礼制规定的。祭祀完第二天进行分割祭肉,希望可以得到神灵的恩赐。有趣的是,据简文记载,有刑徒出钱购买剩下的祭品,这些钱财全部入归政府账户,很可能是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祭祀活动,只能过后花钱购买。
简牍也记载了祭祀所用的农作物,让我们了解当时百姓的“口粮”。谷类主要有粟、稻、麦、菽(shū)、荅(dá)、秫(shú)等六种,粟也就是谷子、小米,主要是发给刑徒的口粮；菽是大豆；荅是小豆；秫是高粱；薯类只有芋一种,也就是今天的芋头。蔬菜有芹、韭、冬瓜、巴葵等四种,水果有梅、橘、枳等三种,药用作物有姜、薤(xiè)等两种。这些都是迁陵百姓的主要生产作物,也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主食。
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随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响彻全国,洞庭郡迁陵县的案牍记录悄然终止。或许也是在一个深夜,也是几位普通的文吏将这些记录深埋于井底,等待着后人们的再次“审阅”。(文/林屋公子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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