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祖国献青春
我今年69岁了,在记忆的碎片中,常追忆1964年至1975年历经艰苦而又充满理想主义的日子。
今天10多岁的娃娃还在向父母撒娇,而1964年9月,16岁的我刚初中毕业已加入上山下乡的千军万马之中,来到苍梧县大坡公社插队。从城市至农村,从学生到农民,是一个极大的反差。白天满眼土地,晚上一片蛙声。我们的家当,就是纸皮箱装的一点衣物,凳子也没有一张。鞋子只是一对破旧的解放鞋,也没有袜子。一切从零开始,要过劳动关、生活关、语言关。
提起下乡当知青的生活,是一个令人沉重话题。我们大队60个知青,没有一个当逃兵。靠着理想和信仰,从不适应到适应,对轻重农活,一般都操作自如。太阳东起西落,季节四时更替,时代造就了知青一代。后来,有的当了大队干部,有的做了人民教师,有的做了售货员。因为穷,买不起手电筒,晚上摸黑步行到几公里外的大队文化室排练文艺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在那个国家经济发展困难和城市就业压力大的时期,知青自觉奔赴农村,用自己尚未发育成熟的身躯,与农民一道支撑起祖国建设事业的大厦。
我在生产队当了4年农民,刚20岁,队里派我去参加合面狮电站建设。这是一座中型水电工程,国家拨给专款,主要靠当时梧州地区属下的8个县团结协作,出钱出力。自治区派出专职水电施工队伍,地区下属生产队各派1名民工,组建几十个连队,驻扎在东西两岸。连队干部,如指导员、连长由地委、县城国家干部和五七干校的干部担任。指挥长是地区专员张文卿。那时候条件艰苦,设施简陋,处处荒山野岭,我们开山修路,炸石取料。民工住的是油毛毡盖顶的草木搭盖宿舍棚,外面下大雨,里面滴小雨。民工每月工资21元,其中9元做伙食,9元交回生产队折算工分,3元零用。工地人数最多时有二万多人,每天的青菜靠信都公社倾力支持,远远供不应求,合面狮距梧州110公里,靠几部大车天天到梧州拉菜。如果青黄不接,则吃头菜为主。每星期每个民工给予3两猪肉改善生活。
条件再恶劣也挡不住大家高涨的建设热情,工程按计划节节推进。为了赶在第二年春汛洪水到来前,把大河截断,围堰抽水,浇筑大坝,工地日夜三班施工。贺州12月寒风呼呼,我们开山凿壁,筑起高墙,使滚滚洪水改道从仅几米宽的人工导渠呼啸而下。接着,马不停蹄全力围堰,集中几十部大马力抽水泵日夜抽水,把水抽干,才能清除河床的泥石垃圾,保证浇筑水泥基础的质量。天不遂人愿,堰堤不可避免四处渗水,边抽边渗,人与水处于拉锯战,河床的水依然高过人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指挥部长决定潜水战斗,一声令下,指导员、连长带头饮一碗姜糖水,脱下外衣外裤,潜入水中,用双手捧起碎石杂物,担起来沿着板梯奔上堰顶。党员、团员、班排水分班潜水,战斗进入白热化。指挥部的高音有线广播,连队的小红色铁皮喇叭筒,不断报道战况和战线,口号声此起彼伏……这样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今天想起来依然令人激动。
电站建设工期10多年,很多领导干部、技术工人把家属都带来了,孩子的读书成了一大问题,指挥部因此成立了学校,有小学,有附中,我被抽去当了教师。一直到1975年9月,27岁的我招工回城,在合面狮待了7年,插队4年,为祖国献出11年的青春,我骄傲。(冯泽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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