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版 关公战秦琼

大江晚报 2020-04-13 00:38 大字

当年侯宝林的一段相声《关公战秦琼》,想必家喻户晓。其实,在我们身边的芜湖县,也曾有一段类似的笑话。 这还要从一篇碑记说起……

陶炽何曾战戚方

陶炽(1196一1270)字茂叔,号审斋,南宋太平州芜湖县人。生于世宦之家,进士出身。历经宁宗、理宗、度宗三代。据叶梦鼎撰《开国男陶文简公墓志铭》可知,陶炽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兼修国史、临安知府、大理寺卿、两浙转运使、徽猷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封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致仕。咸淳六年(1270)病殁,谥号“文简”。陶炽其人其事,在芜湖及其周边地区尽人皆知。在芜湖县还流传着一个当年陶炽率民众抵抗戚方起义军的故事,就连《芜湖县志》也收录了这段“历史”:“当时有戚方率领起义军欲攻芜湖,因东莞(旧作“筦”,笔者注)由陶炽组成自卫团,防范甚严,戚方起义军遂离去,于是‘东莞民丁,自任防守,悉免征’”。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须知,戚方和陶炽虽然都生活在南宋,但戚方生活在宋高宗时代,而陶炽则在宋宁宗时才出生。因此,“陶炽战戚方”也就是类似于“关公战秦琼”了。

那么真实的历史又是怎么的呢?这还要从陶炽自己写的《免东筦征戍碑记》(以下简称《碑记》)说起。《碑记》写于南宋景定四年(1263),也是陶炽唯一保存下来的文字。原碑立存于谷池普照院(遗址现在东筦村东,俗称“三不管”)。当年的谷池在“三江之会”之地,与东筦毗邻。所谓“三江之会”,就是青弋江由南向北流经谷池时,河道先分而后合:一水偏东为宣城界、一水偏南为南陵界、一水偏西为芜湖界,三水相抱,谷池“宛在水中央”。如今的谷池只是一片万木葱茏、芳草萋萋、黄花点点的河滩之地,无法想象这里曾有过往来种作、鸡犬相闻的村落,曾有过梵音袅袅、香火缭绕的寺院。后来普照院遭洪水淹毁,石碑至今下落不明。好在《陶氏宗谱》完整地收录了此《碑记》的全文。

《碑记》背后的那些人和事

综观《碑记》,可以看出陶炽从谷池的历史沿革,讲到东筦民丁在谷池“自任防守,悉免征”的曲折经过,强调证据(文献)在行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最后点出作文勒石,以保一方平安的根本用意。

事情的起因就是戚方起兵后,所部遭官军追击。据《宋史》记载,戚方此次起义始于建炎三年(1129),终于建炎四年(1130)。戚方此人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但也算小有名气。凡是读过《说岳全传》的,应该都记得戚方其人。他的性格里有一点梁山好汉的影子,先在太湖边做水贼首领,后被杨再兴生擒,投降了岳飞。小说评书中将此人塑造成生性多疑、反复无常、心胸狭窄、心怀鬼胎之徒,因两次暗算岳飞,最终被牛皋所杀。但这是演义,不是历史。历史里的戚方原本是东京留守杜充的部将,生卒时间失考。此人和岳飞也算同事兼战友。自金军攻占了东京(现河南开封),杜充降金后,戚方的溃兵就蜕变成盗贼,所到之处,无恶不作。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戚方所部发生叛乱,进犯镇江府,杀死知府胡唐老:“杜充降于金,建康失守,溃卒戚方等趣(同“趋”,笔者注)镇江,城壁颓圮,兵不满千,独倚浙西制置韩世忠为重。世忠复去,唐老度力不敌,因抚之。无何,方欲犯临安,妄言赴行在,请唐老部众以行。唐老不从,谕以逆顺祸福,方众环胁之,唐老怒骂方,遂遇害。”自戚方叛乱后,叛军配合金兵一路南下,威胁临安,宋高宗急忙派兵追剿:“(建炎)四年(1130)五月甲辰……巨师古击戚方于宣州,数败之,方引去。……丁巳,命刘光世移军捕戚方……六月丁丑,戚方犯湖州安吉县,诏张俊捕之……(六月)甲申,岳飞破戚方于广德……戚方诣张俊降……”戚方最终败在了昔日同事兼战友岳飞手下。《碑记》中“戚方溃叛,大肆攻剽,将窥芜湖,抵谷池。”的背景很可能就是建炎四年(1130)五月,巨师古在宣州多次击败戚方所部,使之乱窜,从而觊觎谷池。好在东筦民丁早有防备,戚方的部下得到消息后就作鸟兽散了。朝廷知悉民丁之举后,发公文批准此地民丁从此可以“自任防守,悉免征”。

但是到了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一1207),南宋正举全国之力北伐金国,此时的东筦也和南宋全国一样,几乎所有民丁都上了前线。周边的盗贼见有机可乘,遂来抢夺、烧毁,当地百姓深受其害,不得已将之前的那份官府公文呈本路军事长官,东筦民丁遂又能够“自任防守,悉免征”。

此后,东筦每次遇到类似的危机,都要拿出这份官府的公文,方才得以“自任防守,悉免征”。虽然繁琐,好在每次都能协调好。

但后来,又一次遇到资贼,在时任吏部侍郎兼检正的赵崇媺的手上,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当东筦百姓将官府公文交与他请准“自任防守,悉免征”时,此人不仅不允,还将他们投进牢房,视政府公文为一张废纸。当地乡民陶梦通等十人只好联名上诉至侍御史沈炎处。沈炎又将此事重新落实,发文要求地方“循例判免”。沈炎何许人也?当时任侍御史,因先后参与弹劾右丞相丁大全、左丞相吴潜等而名震朝野。有说沈炎与贾似道是一伙:“帝已积怒潜,似道遂陈建储之策,令沈炎劾潜措置无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称旨。乃议立孟启,贬潜循州,尽逐其党人。”可见沈炎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在此事的处理上,尚能顾全大局,顺应民情。

此事让陶炽深有感触,他看到因为岁月更替,人事多变,东筦民丁每次请求“自任防守,悉免征。”都要拿出政府公文。而现任官员每次都要看以前的原始档案,也就是陶梦通等手里的那张政府公文。陶炽深感此事非同小可,倘若这张凭证要是丢了,麻烦就大了。难怪陶炽在《碑记》中感叹:“噫!文献不足,夏商之礼,虽孔子难言之。”陶炽一方面强调保存证据的重要性,表扬了陶梦通等有远见。同时还提醒一些官员关键时刻头脑不能僵化,要学会权衡利弊,要学会审时度势,要学会顺应民情。

正因为重视证据,担心其证据丢失,陶炽遂作此《碑记》,并勒于石,特别镌刻上“东筦民丁,自任防守,悉免征。”就是要将这一官方允诺,作为永久证据长期保留下来,同时也希望乡邻目睹此碑,能够未雨绸缪。陶炽的家国情怀,由此亦可见一斑。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若没有《碑记》,谁还能知晓这段尘封的历史?只是岁月漫漶,人事杳然,一遍《碑记》读下来,早已让人唏嘘不已了。 陶绍兵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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