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版 关公战秦琼
当年侯宝林的一段相声《关公战秦琼》，想必家喻户晓。其实，在我们身边的芜湖县，也曾有一段类似的笑话。 这还要从一篇碑记说起……
陶炽何曾战戚方
陶炽(1196一1270)字茂叔，号审斋，南宋太平州芜湖县人。生于世宦之家，进士出身。历经宁宗、理宗、度宗三代。据叶梦鼎撰《开国男陶文简公墓志铭》可知，陶炽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兼修国史、临安知府、大理寺卿、两浙转运使、徽猷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封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致仕。咸淳六年（1270）病殁，谥号“文简”。陶炽其人其事，在芜湖及其周边地区尽人皆知。在芜湖县还流传着一个当年陶炽率民众抵抗戚方起义军的故事，就连《芜湖县志》也收录了这段“历史”：“当时有戚方率领起义军欲攻芜湖，因东莞（旧作“筦”，笔者注）由陶炽组成自卫团，防范甚严，戚方起义军遂离去，于是‘东莞民丁，自任防守，悉免征’”。但这并不是真实的历史。须知，戚方和陶炽虽然都生活在南宋，但戚方生活在宋高宗时代，而陶炽则在宋宁宗时才出生。因此，“陶炽战戚方”也就是类似于“关公战秦琼”了。
那么真实的历史又是怎么的呢？这还要从陶炽自己写的《免东筦征戍碑记》（以下简称《碑记》）说起。《碑记》写于南宋景定四年（1263），也是陶炽唯一保存下来的文字。原碑立存于谷池普照院（遗址现在东筦村东，俗称“三不管”）。当年的谷池在“三江之会”之地，与东筦毗邻。所谓“三江之会”，就是青弋江由南向北流经谷池时，河道先分而后合：一水偏东为宣城界、一水偏南为南陵界、一水偏西为芜湖界，三水相抱，谷池“宛在水中央”。如今的谷池只是一片万木葱茏、芳草萋萋、黄花点点的河滩之地，无法想象这里曾有过往来种作、鸡犬相闻的村落，曾有过梵音袅袅、香火缭绕的寺院。后来普照院遭洪水淹毁，石碑至今下落不明。好在《陶氏宗谱》完整地收录了此《碑记》的全文。
《碑记》背后的那些人和事
综观《碑记》，可以看出陶炽从谷池的历史沿革，讲到东筦民丁在谷池“自任防守，悉免征”的曲折经过，强调证据（文献）在行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最后点出作文勒石，以保一方平安的根本用意。
事情的起因就是戚方起兵后，所部遭官军追击。据《宋史》记载，戚方此次起义始于建炎三年（1129），终于建炎四年（1130）。戚方此人不能说是家喻户晓，但也算小有名气。凡是读过《说岳全传》的，应该都记得戚方其人。他的性格里有一点梁山好汉的影子，先在太湖边做水贼首领，后被杨再兴生擒，投降了岳飞。小说评书中将此人塑造成生性多疑、反复无常、心胸狭窄、心怀鬼胎之徒，因两次暗算岳飞，最终被牛皋所杀。但这是演义，不是历史。历史里的戚方原本是东京留守杜充的部将，生卒时间失考。此人和岳飞也算同事兼战友。自金军攻占了东京（现河南开封），杜充降金后，戚方的溃兵就蜕变成盗贼，所到之处，无恶不作。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戚方所部发生叛乱，进犯镇江府，杀死知府胡唐老：“杜充降于金，建康失守，溃卒戚方等趣（同“趋”，笔者注）镇江，城壁颓圮，兵不满千，独倚浙西制置韩世忠为重。世忠复去，唐老度力不敌，因抚之。无何，方欲犯临安，妄言赴行在，请唐老部众以行。唐老不从，谕以逆顺祸福，方众环胁之，唐老怒骂方，遂遇害。”自戚方叛乱后，叛军配合金兵一路南下，威胁临安，宋高宗急忙派兵追剿：“（建炎）四年（1130）五月甲辰……巨师古击戚方于宣州，数败之，方引去。……丁巳，命刘光世移军捕戚方……六月丁丑，戚方犯湖州安吉县，诏张俊捕之……（六月）甲申，岳飞破戚方于广德……戚方诣张俊降……”戚方最终败在了昔日同事兼战友岳飞手下。《碑记》中“戚方溃叛，大肆攻剽，将窥芜湖，抵谷池。”的背景很可能就是建炎四年（1130）五月，巨师古在宣州多次击败戚方所部，使之乱窜，从而觊觎谷池。好在东筦民丁早有防备，戚方的部下得到消息后就作鸟兽散了。朝廷知悉民丁之举后，发公文批准此地民丁从此可以“自任防守，悉免征”。
但是到了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一1207），南宋正举全国之力北伐金国，此时的东筦也和南宋全国一样，几乎所有民丁都上了前线。周边的盗贼见有机可乘，遂来抢夺、烧毁，当地百姓深受其害，不得已将之前的那份官府公文呈本路军事长官，东筦民丁遂又能够“自任防守，悉免征”。
此后，东筦每次遇到类似的危机，都要拿出这份官府的公文，方才得以“自任防守，悉免征”。虽然繁琐，好在每次都能协调好。
但后来，又一次遇到资贼，在时任吏部侍郎兼检正的赵崇媺的手上，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当东筦百姓将官府公文交与他请准“自任防守，悉免征”时，此人不仅不允，还将他们投进牢房，视政府公文为一张废纸。当地乡民陶梦通等十人只好联名上诉至侍御史沈炎处。沈炎又将此事重新落实，发文要求地方“循例判免”。沈炎何许人也？当时任侍御史，因先后参与弹劾右丞相丁大全、左丞相吴潜等而名震朝野。有说沈炎与贾似道是一伙：“帝已积怒潜，似道遂陈建储之策，令沈炎劾潜措置无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称旨。乃议立孟启，贬潜循州，尽逐其党人。”可见沈炎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但在此事的处理上，尚能顾全大局，顺应民情。
此事让陶炽深有感触，他看到因为岁月更替，人事多变，东筦民丁每次请求“自任防守，悉免征。”都要拿出政府公文。而现任官员每次都要看以前的原始档案，也就是陶梦通等手里的那张政府公文。陶炽深感此事非同小可，倘若这张凭证要是丢了，麻烦就大了。难怪陶炽在《碑记》中感叹：“噫！文献不足，夏商之礼，虽孔子难言之。”陶炽一方面强调保存证据的重要性，表扬了陶梦通等有远见。同时还提醒一些官员关键时刻头脑不能僵化，要学会权衡利弊，要学会审时度势，要学会顺应民情。
正因为重视证据，担心其证据丢失，陶炽遂作此《碑记》，并勒于石，特别镌刻上“东筦民丁，自任防守，悉免征。”就是要将这一官方允诺，作为永久证据长期保留下来，同时也希望乡邻目睹此碑，能够未雨绸缪。陶炽的家国情怀，由此亦可见一斑。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若没有《碑记》，谁还能知晓这段尘封的历史？只是岁月漫漶，人事杳然，一遍《碑记》读下来，早已让人唏嘘不已了。 陶绍兵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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