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门对子
父亲算是一个读书人,从未离开过那片江边洲地,终生是农民的身份。
我小的时候,人们交流信息的最主要方式是书信。乡邻们识文断字的不多,要给远地的亲人写封家书了,多揣着两个鸡蛋,捏着一只信封和几张信纸,找到家里来,客气一番,恭敬地跟父亲说:“难为您哈,代我打封信。”
门对子给我的一些记忆,大约能算父亲是个读书人的重要标志罢。
门对子是洲上人对春联的一种叫法。乡里的住屋,前门后门,两扇对开,用在门上的春联也就自然成对了。缀上个“子”,语气柔和了,更透着土地的古朴气味。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子寡淡且忙碌,过年便是生活里最重要的事情了。一年到头的,哪怕再艰难,为讨个好兆头,人们都会在这个时节歇下来,吃点好的,玩点乐的,说点谋点美的。入了冬,父亲们还在田地里战犹酣,母亲们已经准备过年的一些物事了。进了九,尤其是临了腊,父亲们也开始谋划着过年了。大人望做田,小人望过年。孩子们的向往,是嘴里那难得的好吃食,是身上那金贵的新衣裳,是手中那只响亮的二踢脚。
贴门对子是顶顶要紧的事。过年不贴门对子,是不可想象的事。多是大年夜的前一日,父亲清净了饭桌子,铺上一张旧垫毯,取出事先备着的红纸,裁好,在垫毯上抻平整,不多思索,便开始在纸上落墨。笔和墨,不过是我写大字课的学习用具。
现在想来,父亲为这一刻,或许在心里合计很久很久了。人是需要表达的存在,写门对子能算是父亲的一种表达方式么?父亲的眼里,有一点神往的光,是记起了读私塾的辰光还是忆起了上新学堂的情景呢?而父亲端着的那一派郑重其事的架子,竟让我起了一丝神圣的意味。
早已不记得父亲门对子的内容了,应该脱不开美好两个字吧。上过芜湖萃文中学、做着小学老师的大伯,每每点评父亲的门对子,锄头把子捏惯了,有些生硬了,但还能看出来一手的柳体。父亲点点头,唉,一年啊就写这一回,不习惯捏笔杆子了哈!算是认可了大伯的话。
多年之后,我才明了,大伯和父亲说的柳体,原来是指柳公权的书法体势。我晓得春联最早似可溯及后蜀的孟昶,仿佛也是因为大伯和父亲的闲话。
写好一片门对子,父亲会小心翼翼地平摊在长板凳上,等干了,一副一副地叠起来。大年三十,一早起床,父亲总是端过一盆清水,一道门一道门去清洗,再拿块干爽的布擦过了。母亲的年夜饭烧得差不多,那一碗面糊子熬熟了,父亲的稻草刷把子也扎好了。这时,父亲总要喊上我,为他捺住门对子一角,好让他均匀地刷上面糊子。
贴门对子时,洲上人还要贴长联纸。这是从江北带过来的习惯。长联纸,红纸所裁,寸余宽,尺八长。父亲贴好两片门对子,会把一条一条的长联纸贴到门楣上,然后再压上横额。这样,一副门对子才算是贴完整了。
门对子贴好了,母亲的年夜饭也烧好摆上了桌子。父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到大门口的老楝树下,燃放炮仗。远远近近,是大大小小的炮仗响。父亲的炮仗不过是其中的星星一痕,但给我们的喜悦却久久不肯散去。
年夜饭吃过了,天光还亮堂着。若是好天气,父亲便会牵着我,从村头转到村尾,一家一家地看门对子。门对印在大门上,长联飘舞在新春的风里,红彤彤的一大片,一个村子也便沉浸在红红火火里了。
其实,村子里不少人家的门对子都是父亲的手笔。父亲是在欣赏自己的作品么?我想,他的心里应该是有点沾沾自喜的。深深地陷在命运的泥土里,有些苟延残喘似的,却怎么也不能够扼灭那一缕读书人的企望。
我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忽然甩手,把写门对子和贴门对子的事推给了我。父亲说,我比你还小就开始做了。第一回贴门对子,我竟然把上下两片贴反过来了。父亲并没有责怪我,只是为我说道了一番门对子的贴法。
父亲有什么心意么?我不敢臆测。我只知道,父亲的甩手,不过是自然而然的一桩事。
坐在又一个年节的夜灯下。想想,倏尔之间,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
吴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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