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风：蔡元培的“朋友圈”
民国时期的浙籍文人群体，在当时几乎每一个学术和文学领域以及很多高校中都占据重要甚至领军地位，自然引人注目甚至遭人妒忌，最常用之讽刺性称呼就是“某籍某系”。大凡读过鲁迅杂文的人，当对这个“某籍某系”不会陌生，因为在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某籍”指的是浙籍，“某系”自然是指北大的国文系。其实在浙籍文人群体中，还可划分出几个小群体，除却影响最大且势力最大的章门弟子外（章门弟子也可分为很多小群体，如周氏兄弟就各有自己的弟子群），至少还有几个浙籍文人群体值得关注，例如以李叔同、丰子恺等为代表的群体，以马一浮及其弟子为代表的群体，以及以施蛰存、穆时英和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派群体等。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促成民国初年浙籍文人形成群体并成长壮大的过程中，蔡元培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一个相当长时期，蔡元培都是浙籍文人的领袖人物，而章太炎则更多扮演浙籍文人精神导师的角色。
蔡元培从少年时代就决心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相对那些人数众多的失意者，他属于幸运者。1872 年，虚岁六岁的蔡元培入私塾学习，并开始使用“蔡元培”之名。因为家境不好，蔡元培的求学之路较为艰辛，但科举应试之路倒比较顺利。十七岁那年蔡元培考中秀才，具备了进入更高层次竞争的资格。这一时期，蔡元培无论所读之书还是所接触之文人，基本还是 限于传统范围，但他已对主张变通的今文经学产生兴趣。1889 年，在两次乡试失败后，蔡元培终于考中浙江省第 23 名举人。而且他不仅博得主考大人李文田的赏识，其风格奇特的“怪八 股”文也引起很多学子的竞相模仿。在北京做高官的浙籍文人 李慈铭查阅该年浙籍文人举人榜单时，曾特意将蔡元培的名字 录入日记，说明蔡元培已经引起京城一流学者的关注，这也为 他进入更高等级的文人圈子打下一个初步基础。
1890 年蔡元培入京参加会试，又顺利考中第 81 名贡士，并在 1892 年考取为第 34 名进士。短短四年间，蔡元培就完成了很多文人需要多年甚至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目标：乡试、会试成功并得以进入翰林院。这样的成功自会引起京城文人领袖的关注，最好的例证就是翁同龢在蔡元培登门拜访后，将其姓名、籍贯和简历记入日记，且给予“隽才也”这样的佳评。身为“帝师”的翁同龢有如此评价，也对蔡元培顺利进入京城文人圈子产生一定影响。
科举之路成功后，蔡元培趁机游历国内名山大川，不仅对晚清时国内局势有了更深刻了解，而且由于开始接触廖平和康有为的著作，对其今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观念也产生深刻的影响。
1894 年，蔡元培结束游历回到绍兴，随即从绍兴到北京参加散馆考试，这是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决定如何任用的考试，之后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与此同时，他应同乡李慈铭的邀请担任其家庭教师，现存蔡元培日记就是从这一年农历六月 开始。在那个时代，担任名人高官的家庭教师，往往是得以进 入上流社会和文人圈子的起点，而“同乡”这一因素对于蔡氏 获得此种机会作用很大，且这种因素还会继续产生影响——不 但使蔡元培被迅速接纳为京城最优秀文人群体的一员，而且对 蔡元培形成自己的文人圈子产生潜在影响，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和周作人等浙籍文人的被蔡氏纳入麾下，就是例证。
查蔡氏 1894 年六月（现存第一个月）的日记，非常清晰地显示出刚刚开始“京官”生涯的蔡元培如何利用同乡、同门、同年关系，为自己顺利进入京城文人圈子奠定基础。根据蔡氏 日记统计，仅仅这个月，蔡元培就与汤蛰先、王止轩等十几位 同年聚会达十一次，形式有饮酒、品茗、登门拜访和相约游山 玩水等，其中与同年吃饭饮酒之处就有大名鼎鼎的“广和居”。此为以南方菜为特色之餐馆，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文人墨客以及 政府文职官员常常聚会之所，鲁迅日记中多有在此聚会的记载。此外，蔡元培还外出拜访师友九次，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江建霞（标），此人当时正在北京，但不久即去湖南，与陈宝箴、陈三立、梁启超等在湖南从事创办时务学堂等维新变革活 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至于该年七月后日记，也多见 蔡元培的师友交往活动极为频繁。
之后数年，蔡元培得以结识晚清重臣张之洞、浙籍同乡张 元济以及一些赞同维新变法的人士，并在好友刘树屏影响下学 习日语。受友人以及在翻译日文著作中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蔡元培对政治变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意识到在中国实行变 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遗憾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以极大打击，多位参与变法的好友受到迫害，使蔡元培对京官生 活极为失望，也对政治改革丧失信心。他决定回绍兴办教育， 走教育救国道路。但数年的京官生活，已经使得蔡元培进入了 中国第一流的文人圈子，这对其之后的事业乃至日常生活，都 会持续而深刻地产生影响。
1898 年，是维新变法之年，此年蔡氏在京。虽然他赞同维新变法，但在京数年，他已深知保守势力的顽固和改革的艰难， 基本上采取置身事外的旁观态度。从蔡元培 1898 年在京时日记中，可以大致看出蔡元培此年与京城文人交往的基本情况。
在该年正月八日日记中，蔡元培特意将“己丑、庚寅、壬 辰乡、会、殿试同年生及浙江同乡住址单”录入，说明他对建 构自己的同学、同乡关系网络已有明确的意识。也是从这个月 的日记中，我们得知蔡元培特意“进城贺年数十家，皆附致乙 斋刺，城外百余家，皆托乙斋投刺”。“乙斋”是沈曾植的号， 沈曾植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中进士，历任训部主事、员外 郎、郎中等职，晚号寐叟，卒于 1922 年。沈氏在京城早已是名流，且与张之洞等人往来密切，所以蔡元培借沈氏之名结识 京城文人，联络情感，自然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此外，从该年日记中，发现蔡元培热衷于参加同乡和同年 举行的各种活动。仅在正月和二月，蔡元培就参加了“同乡京 官公宴”一次和壬辰、庚寅、己丑“同年团拜”各一次，前面 所述之蔡氏日记中所录同乡、同年资料看来已经有了实际应用。显而易见，这样的聚会对于蔡元培建立自己的师友交往圈子极 为重要。对于沈曾植这样浙籍文人中的重量级人物，蔡元培更 是一直保持密切交往，仅在该年二月份的日记中，有关“乙斋”的家庭情况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就出现八次之多。至于另一位浙籍名流李慈铭，因蔡元培早在 1894 年六月就成为其家庭教师，此时关系早已密切。显然，蔡元培在京期间，必然有意无意地借助李慈铭和沈曾植的声望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此外，蔡元培在 1894 年和文廷式等人联名上奏，以及甲午之战结束之后，他也与张之洞等有所交往，以上种种足以表明他此时已经进入中国文人群体的最高层次。
自然，蔡氏建立自己的师友关系网络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 是那个时代文人差不多都会做的事情。但由于蔡氏后来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对其科举中式后的师 友关系之建立过程和具体情况，应该给予格外关注。可惜由于 蔡氏这一时期日记往往不全，很难在统计学意义上进行研究， 不过，仅从现有材料也可看出，蔡氏对于建立师友关系网络一 事还是比较自觉。
如果说 1898 年之前，蔡元培所建构的师友关系是以传统文人和在京任职者为主的话，则戊戌变法失败后，蔡氏回到绍兴直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就开始了他与那些主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立志教育救国之新式文人的交往过程。而且，他更加自觉和主动，这对他后来参与新文化运动和掌管北大，产生了较之与传统文人交往更加巨大的影响。目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蔡元培逐渐坚定了“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随即在回绍兴一个半月后，就接受绍兴知府熊再莘和乡绅徐树兰的邀请，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的校长一职。熊再莘赞同变法维新，思想较为开明。徐树兰是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曾授兵部郎中，后因母病告归。他曾与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及《农学报》，不过他一生中最突出贡献，是捐资创办中西学堂和古越藏书楼。1897 年，中西学堂成立后，他自任校董， 设文学、译学、算学、化学等科，是地地道道的中西兼通学者。此后他又捐银 33960 余两，于 1902 年在绍兴城古贡院内创建古越藏书楼，将历年家藏书籍和为建书楼而新购置的书籍共 7 万余卷全部捐献，对外开放，也因此古越藏书楼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在中西学堂的教师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杜亚泉、马用锡等人。据蔡元培自撰年谱，“孑民与教员马用锡君、杜亚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马君教授文辞，提倡民权女权。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均不免与旧思想冲突。”其中尤以杜亚泉最为重要，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一派之间所展开的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论战，曾对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1900 年，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虽然最终没有结果，却因此结识不少浙江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养正书塾的教师林白水、陈介石、陈叔通等，并通过他们结识了该书塾的学生汤尔和、马叙伦等。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两人对于蔡氏掌管北大以及在北大的从政方针等均产生极大影响。也是在此期间，蔡元培结识另一位浙籍文人的精神领袖章太炎并曾登门拜访。1901 年，蔡元培又到上海，进入南洋公学担任教员。而在此期间结识的学生有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这些人均是 20 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蔡氏与他们的交往无疑会对此后的事业产生影响。例如，胡仁源不仅与蔡氏同为绍兴老乡，且在蔡氏之前担任北大校长，则他的意见对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决定是否让蔡氏入主北大方面，自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至于蔡元培在入主北大后，更是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直接受到浙籍同乡的影响。请看蔡氏自己的回忆：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 “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 ; 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 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 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 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 “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 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 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 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结束四年留学生活，于当年 12 月返回祖国。正是由于早年与孙中山的交往，使得后者在酝酿教育总长人选时，在多位候选人中最终选定蔡元培。蔡元培上任后，就将许寿裳、周树人等浙籍老乡聘为教育部职员。蔡氏担任教育总长一职虽然仅有半年多，却对他以后出任北大校长有积极影响。1912 年 4 月，蔡元培担任唐绍仪政府的教育总长一职，湘人范源濂为其副手。本来他们两位的教育理念有很多不同，如在兴办教育的重点为何方面，蔡氏坚持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范氏以为应先发展初等教育。范源濂的理由是：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 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 好。而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 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好。不过，教育理念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的真诚合作，范源濂在 后来担任教育总长后，就力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在其任 职北大期间给予坚定的支持。当然，在蔡氏出任北大校长一事 上，蔡氏当年在浙江兴办教育时所结识的老乡陈介石、马叙伦 等人的鼓吹推荐也起到很大作用。
此外，如果考察鲁迅进入文坛的过程，可以发现以“同乡” 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为鲁迅提供了得以进入教育部和进入文坛 的历史机缘，其中蔡元培起到关键性作用。鲁迅于 1909 年 8 月从日本回国，由于周作人结婚，家庭经济紧张，他“不能不 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于是经老乡许寿裳向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新任监督沈钧儒举荐，得以“一荐成功”。1912 年 2 月初，又经许寿裳向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的老乡蔡元培推荐，鲁 迅得以在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蔡元培北上，在北京教育部就 职。许寿裳早在 1902 年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时结识鲁迅， 后来又同鲁迅一起拜于章太炎门下，两人结下深厚友谊。而蔡 元培是在德国留学读到《域外小说集》时，就开始关注这位同 乡。其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鲁迅的名字，是在 1911 年 4 月 3 日的日记中：“寄《中央文学报》（四月一日出）于周豫才”。在此之前，蔡氏日记中也曾出现“豫才”之名，当为他人，非指 鲁迅。而周作人进入北大，更是与蔡元培的大力支持有关，对 此早有很多史料证明，不赘。
至于直接推动鲁迅开始白话小说创作者，是他的老乡钱玄同。钱玄同为浙江吴兴人，与鲁迅相识于东京留学时期，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蔡元培、许寿裳、钱玄同等浙江人际关系的援助，鲁迅可能不会在新文学发生期就得以名扬天下，而民国时期的“浙江潮”可能也会较晚才出现，或者根本形不成后来那样的浩大声势。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蔡元培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自其掌北大后既已确立，尽管外界一直视他为浙籍文人的“掌门人”，但在浙籍文人内部，对他有意见者并不少。这是因为浙籍文人 群体中以留学日本者居多，而他们大都奉另一位浙籍文化大师 章太炎为师。蔡元培和章太炎之间，虽然有过和孙中山共同反 清的合作历史，但也有过论争。例如，在 20 年代初，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就与孙中山担任大总统的广东军政 府要员章太炎、张继等人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而浙籍文人的代表人物周氏兄弟，也曾在书信中表示对蔡氏不满。但从整 体上看，浙籍文人对于蔡元培之领袖地位还是承认的，或者说 也正因为他居于领袖地位，才会因其某些做法的可能不当遭到 一些浙籍文人的不满。
纵观 20 世纪以来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就是对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活动的关注。笔者以为，日常生活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潜藏有审美的种子和诗意的空间，更是因为它就是构成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就在于它对世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影响无时无处不在。按照《日常生活》一书作者赫勒的说法，人总是带着一系列给定的特质、能力和才能进入世界之中，他最为关切的往往是他在直接的共同体中的生存（这首先表现为他的家庭以及他成长于其中的家族或团体的生活空间），他对自己的世界的理解和建立往往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也因此，他特别注意培 养那些有助于他在既定的环境中生存的特性与素质，这些特性 包括特殊的禀赋、排他主义观点、动机与情感。显然，如果要 对文人的艺术生活进行深刻的阐释，不可不注意其日常生活状 况，不可不研究文人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微妙而细腻的心理波动。
赫勒认为，人类的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图式本身具有抑制创 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趋势，即具有一种抵御改变的惰性。显然，把握这一点对于理解和研究主要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人 更加重要，特别是由于文人的日常交往和其写作等创造性活动 交织在一起，这一惰性也就必然对其创作和学术研究等产生更 加复杂深刻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主体自身的改变去改造现 存的日常生活结构，使得每一个个体的再生产由“自在存在” 转为“自为存在”，使得每一个个体得以实现由自发向自由自觉的提升，是人类在面对日益异化的日常生活状况时所必须思 考和解决的问题。作为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职业特点的文人群 体，作为一向以超越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持批判态度的知识 分子阶层的一员，应该对做出这样的转变负有更大的责任。在 笔者看来，最理想的对文人之日常生活的研究应该是这样，通 过对一个个富有鲜明个性和富于生命力之文人个案的解读，在 逐渐明晰和逐步走进文人内心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希冀能够不 断地接近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把握，以及对 20 世纪中国文化变革进程的把握。
书名：《民国学风》
出版：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充分利用日记、书信、自传等史料，引领读者进入民国时期一群文化大师的书房和客厅。旨在通过对他们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生涯以及日常琐细趣事的描述、通过对他们如何建构“朋友圈”的叙述，逐步揭示大师们深邃而感人的内心世界，最终有助于在这个日渐嘈杂和浮躁的世界保持一份定力、坚持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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