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凯歌阵阵》 到《江花》艳艳
闲时，整理书柜，一册《江花集》赫然入目。我的思绪一下回到了30多年前。
1977年，“文革”刚结束，市文联、作协尚未恢复活动，当时全国的文学刊物寥寥无几，公开出版的文艺书籍也很少。广大群众普遍处于文化饥渴状态。值此之际，市文化馆率先创办了铅印小报《凯歌阵阵》。这张四开两版的小报，主要刊发诗歌、相声、快板书、小演唱作品等。报纸面向工矿企业，免费赠送，主要目的是为了丰富和活跃职工文化生活。报纸虽然版面不大，但影响不小，成为当时非常吸引一些业余作者踊跃投稿的平台，所以尽管《江花》刊发稿件并没有稿费，但大家都以作品见报为荣。
针对作者高涨的积极性，文化馆成立了市业余创作组。我有幸忝列其中。
手持市业余创作组的出入证，便可以随时进馆观摩文艺演出，观看电影，每周一晚在市文化馆二楼参加创作组活动。活动中，我接触了文化馆创作员徐晓玉。徐晓玉当时是《凯歌阵阵》筹备创刊和接下来办刊过程中主要业务负责人。接触的时间久了，我对她越来越敬佩。徐晓玉196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她跟随部队工作的丈夫调来芜湖工作。她的父亲是上世纪30年代的著名翻译家、教授。但徐晓玉为人非常低调，且个性率真，热情似火，她说起话来是一口地道的“京片子”。在平时的业务培训和讨论作品时，她都是极其耐心地启发我们，引导我们。她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凯歌阵阵》越办越好，在出刊第16期时，又是徐晓玉提出建议，想对《凯歌阵阵》进行改版，扩大容量，增加小说、散文等文艺作品。
1979年底，在请示文化馆领导同意后，创刊了八开六版的《江花》纯文学小报，以取代《凯歌阵阵》。1980年1月，《江花》正式创刊，印量2000份，创刊号一经问世就洛阳纸贵，很快就被读者一抢而空。大家争相传阅，这阵势出乎了我们意料。春节将至，《江花》第二期出刊。徐晓玉说：“你们每人拿一摞去中山路试水销售。”大年初一，我们手捧散发油墨香的《江花》行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经吆喝，就被人们围着争购，这热销的场面让我们又意外又激动。小报售罄，文化馆给每人发了一个新年红包——五元钱。
当年的《江花》并没有准生证，按今天的话，叫做无刊号报纸。但是读者需要，就是硬道理。《江花》横空出世，恰如长江畔的一朵怒放的小花。更像是一只破晓的金鸡，呼唤着文艺春天的到来。
说到《江花》，不能不提及《江花集》。1979年，庆祝建国30周年之际，文化馆编印了《江花集》群众文艺创作专辑。同年九月十五日，《芜湖报》刊发了评论文章《江花朵朵，清香幽幽》，这也是对业余文学创作活动予以褒奖和肯定。1984年出版《江花集》第二辑的时候，徐晓玉已于四年前调入厦门大学教书。她在教学之余翻译的泰戈尔小说《我的芳邻》被编入此集。由此可见，她对芜湖的挚爱深情。
如今，每当我行走在鸠兹广场东向入口处时，便想起当年这里有座文化馆，想起了当年的《凯歌阵阵》《江花》这两份小报。
李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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