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业税到粮食补贴
记得小时候，我家唯一的交通工具是那艘前窄后宽的木船，捕鱼、打草、捞泥、运粮，一件件农活可都离不开它。每逢秋天，我都要陪父亲去送粮。离我家最近的粮站是八九里外的董圩粮站，划船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我家的木船共有三个船舱，中间最大的装满了晒干风净的稻谷，父亲坐在最后面，我只能卷缩在他脚下的小船舱里。十月中旬的天空已呈现出海水般的湛蓝，岸上一排排用红砖砌成的瓦房寂然矗立，身后的水草在木桨抛出的清波里左右摇摆。
等到了粮站下面的水埠口，父亲沿着青石板台阶，用稻箩将稻谷一担一担地挑上去，我的任务是在船上“看稻子”。只剩最后一趟时，我也要跟着父亲一起走上去。第一次走进大粮仓，抬头便看见一堆堆像小山峰似的稻谷。那时每担稻子可以卖30几块钱，父亲拿到新票子时，总会忍不住沾点口水数一数，然后摸着我的头带我去“代销店”买几块钱奶油夹心饼干。这送粮换来的几百块钱，可是我和弟弟的学费，多余的部分还得用来上交农业税。
父亲是村里屈指可数的高中毕业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因为需要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所以没有外出打工，而是选择留在村里，一边种田养家一边担任村干部。秋天刚送完粮，我就像小尾巴似地整天跟在父亲后面，陪他挨家挨户收农业税。村干部包片分区，父亲主要负责本村和隔壁村子。他总是右手拎个黑色老式的皮包，包里装着收据和红印泥，左手握着一把算盘，胸前的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笔。当时每亩田需要交20几块钱的农业税，多数人家大概有七八亩田，算下来共需交纳一百几十块钱。大部分人家都能交齐这笔钱，也有一部分确实困难，碰上收成不好、儿子结婚、求医治病……他们往往没有能力及时缴纳，父亲会帮他们向乡政府申请，等手头宽裕点再补上。
时至今日，每次回到老家，想起童年，这些情景总会浮现在我的脑海。直到2006年读大二那年，国家废除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彼时，我的家乡也正经历着一番华美的嬗变。村里许多人奔城市打工创业，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家乡的公路更是越修越好，越拓越宽，许多人的梦想开始落地生根。坚守家乡的人们，有的承包了成十上百亩田，成了名副其实的“种田大户”。农业生产也不再局限于水稻种植，大伙争先恐后地尝试着多样化经营，蔬菜大棚、粮油种植、水产养殖……老家有位叔叔，圈了十几亩地养起了螃蟹，到了收成的季节，父亲抽空帮他下塘捉螃蟹。等把一筐筐的蟹子卖掉后，驾着小货车驰骋在回乡公路上，父亲和叔叔一路笑得合不拢嘴。
大学毕业后，我考进了芜湖津盛农商银行，每一天来我们基层营业网点办理业务的大多是农民朋友。有一天早上，为了减少客户等待时间，我通过取款机帮助一位老人取出1600块钱“新农保”，稍后这位老人说他眼花，让我再给他解释一下发放明细。当我翻开那本红色的存折，只见里面印满了一行行“粮补”“综补”“稻补”的记录，我仔细端详着并大声念给他听，每亩田每年竟有100多元补贴。“国家早就不让我们送粮交税了，反而是只要我们种粮食，每年都会发各种各样的补贴，谁能想到这个年头有这么好的待遇！”临走时，老人一脸欣喜地朝我说道。
卞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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