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大撤退 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近日，诺兰导演的《敦刻尔克》在各大院线上线。在中国抗战史上，曾发生过一次与此颇可类比的事件，史称“宜昌大撤退”，其主角是一位民营企业家卢作孚。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南下进攻上海、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内迁至重庆。
自晚清以来，中国工业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到1937年6月，全国（东北除外）资本在1万元以上的工厂有3935家，其中，约70％集中在上海、武汉、无锡、广州、天津5大城市，其中仅上海就有1235家，占总数的31％。战争爆发，上述地区先后全数沦陷，于是，抓紧时间西迁企业，关乎抗战国运。
各家航运企业原本在长江上为了生意打得不可开交，现在则抛弃前嫌，空前团结，大家在南京成立了“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并沿上海、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和长沙一线设置分处，统筹安排，日夜抢运。虞洽卿（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三北公司有三万吨轮船被政府无偿征用。上海沦陷前，有146家企业以及1.5万吨的设备，随同2500名工人，先转移至武汉，后来再入四川。
1938年6月，日军调集30万军力攻击中部重镇武汉，中国军队组织100万人进行抵抗，这场“武汉大会战”是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当时的武汉地区有中国最重要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和多家兵工厂，聚集在此准备向西内迁的企业256家，占当时全国内迁工厂总数的55％，各种设备器材10.8万吨。就在战事激烈展开的同时，航运公司冒着炮火和空袭，日夜抢运，到10月25日武汉失守，绝大部分器材被转运，没有落入敌手。
武汉失守后，长江中游航线全部被切断，入川门户宜昌成了下一个被攻击的战略目标。当时堆积在宜昌码头的商用和军用器材超过12万吨，此外还有油料1万吨，各类公物6万吨，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员、技术工人、大学师生和难民在3万以上，不夸张地说，这里几乎集中了中国兵器工业、各类机器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是国家仅存的一口元气。
“比敦刻尔克还要艰巨”
面对大撤退的人流，宜昌不堪重负，何况天上还有日机轰炸。政要及各界名人为公为私的函电不断飞向卢作孚，希望他能帮助安排入川。民生公司(卢作孚1925年创建)宜昌分公司经理李肇基说，每天找着要帮助解决入川船票的多达三五百起，从早到晚穷以应付，他常常忘记吃饭，连厕所都无法上。
1938年，10月23日，卢作孚飞到宜昌，面对这团乱麻，这个小个子、穿麻布服的重庆人出乎意料的镇定。他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轮船的驾引人员、宜昌港内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商讨紧急运输的方案。
当时，民生公司可用的轮船22艘，另有两艘挂法国旗的中国船。按它们全部运输能力，要将9万吨物资在40天内全部运往重庆，几乎没有可能，民生公司平时的运输能力40天大约只能运输1.4万吨。
在这次通宵会议上，他们参考1937年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经验，决定采取分3段运输的办法，按照40天时间，设计出一个严密的分段运输计划。最初分宜昌到巴东、巫山、奉节、万县、重庆5段，到12月又开辟南沱、小青滩等转运站。只有重要而不易装卸的笨重设备才直接运往重庆，其他都在各站点卸下。
长江三峡，急流险滩，只能白天航行，夜间装卸可以充分争取时间，不空耗一天，甚至一分钟。最多时搬运装卸工有两千多人，这样一来：“每天早晨宜昌总得开出五艘、六艘、七艘轮船，下午总得有几艘轮船回来，当着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这是卢作孚本人在《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的回忆。
此次宜昌要抢运的物资、人员相当于民生公司1936年的总运量。在预定的40天内，他们奇迹般地运完了全部人员，运走了2.6万吨的机器物资，按他们的运输能力，算是大大超常发挥了。
享誉世界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将这一壮举称为“中国实业上的顿克尔克(敦刻尔克)”。《大公报》记者徐盈说：“中国的顿克尔克(敦刻尔克)的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撤退并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我们比他们还要艰苦些。”
“最爱国的公司”
整个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担负了90%以上的运输量，只收取极为低廉的运费。兵工器材每吨收30元到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间器材也只收60元到80多元一吨，而外国轮船要收300元到400元。
1940年10月，政府再次嘉奖民生公司。40天后，民生公司的油料等已入川，将7艘轮船交给兵工署继续抢运。历时160多天，9万多吨器材终于运完。这是黄振亚先生的研究结论。
宜昌大撤退后，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抢运物资，付出了极大牺牲。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的船只运送出川的军队共计270.5万人，武器弹药等30多万吨。卢作孚不顾危险，常常亲临现场。1939年以来，民生公司有9艘轮船被炸沉、6艘被炸坏，包括最大的“民元轮”。
此外，政府征用阻塞水道5艘，2028吨；自行凿沉和敌机炸毁等16艘，11460吨；军公运输受损失5艘，4188吨；被日寇劫持5艘，2662吨，这还不含趸船和驳船，仅损失的轮船就有20338吨，船员共牺牲117人，伤残76人。冯玉祥称民生公司是“爱国的公司”，1943年7月6日，他给卢作孚写信称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
“民生精神”
1941年8月22日，“民俗”号从巴东运送伤兵和旅客时遭遇7架敌机的轰炸，船被炸沉，船员死亡70人(其他乘客180人)。民生公司的员工在这次轰炸中的表现，更是可歌可泣。他们不是职业军人，只是一家民营轮船公司的员工，在面临死亡时的慷慨从容却一点也不让于浴血战场的将士。
卢作孚说：“公司的基础不是在百余万资本上，几桩事业上，几十艘轮船上，乃在这种精神上。”“民生精神”是他在1933年正式提出的，他在纪念民生公司10周年时又做过解释：“我所见着的还在这些事业的背后，在撑持这些事业的险阻艰难者，为了事业忘却了自己，为了增加事业的成功，忍受个人的困苦。如果整个公司的人有这一种精神，就可以建设一桩强固的事业；如果整个民族有这一种精神，就可建设一个强固的国家。”
(据《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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