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场病
上世纪70年代，农村人民公社的模式仍然在全国延续，我当时所在的生产队仍过着“大集体”，为生计，我不得不一面带病从事下地生产，一面去市大医院求治。经检查，我得的是一种精神疾病——神经官能症。医生说此病好好犯犯，根治不易。
在那经济困难、物质匮乏的年代，在农村，人们都是一天都不敢休的上工，为挣工分，增收入。那段时期我因病不能下地，没有了收入，两个孩子才四岁、六岁，生活可谓极其贫困，那年我才33岁。田间地头队里人议论纷纷，有人说火宝子（我的乳名）喜欢捕鱼网虾，莫非他起早贪黑一人在外什么孤僻地方都去是中邪了；也有一些长辈老者说，火宝子12岁丧父，15岁时他娘一双眼失明了，他家家徒四壁、穷困潦倒，他看到和他一般的同龄人都盖起了新房，他盖不起瓦房急愁成病了……
生病期间，一件十分危险的意外事险些发生，也令我终生难忘：1974年7月的一天，那天的黄昏，我因连续失眠多日，烦躁不安服药后，竟稀里糊涂地一人跑到村后的芜铜铁路，卧在铁轨上。那天的晚上，正好一个大我六岁的姐姐，在街道办的磷肥厂上班，她和一个女工拉着一板车磷肥要上高坡上晒磷肥。那时，姐姐年轻，耳聪目明，热情泼辣。她爬到高坡正四方眺望，一眼看到在东面十几米处的铁轨上卧着一个人。她一面呼唤同事，一面奋不顾身地飞奔着来到铁轨边，将我从铁轨上拉下。她定睛一看，发现竟然是我，随后她一把挽着我手腕，拉我往回家的路上走，一进我家门就责备家人“火宝子你们不要啦？”临走时一再叮嘱家人要将我管好，将我病看好。
队里几代人也未曾有人生过我这病，大家对我的病非常同情和关心，早晨大家都聚集在公屋稻场考勤、分工，不见我出勤，都要求老队长关照我，给我想办法解决实际的困难。老队长和队委经研究决定队里派一人，自家派一人，带我去合肥精神病院治疗。鉴于我家当时的困境，公社信用社给我贷了款，那天我理了发，洗了澡。第二天一早我们乘车到了合肥，住在一个叫“一心巷”的旅社，一间房住了4个人，都是来合肥治病的，上午各自去医院治病，下午回旅社休息。姐夫有事外出，托病友照看我，铜陵的黄普来拉着我的手去电影院看电影，并和病友说他也生过我这病，他知道得这病的苦楚。
在合肥治疗了七天，主要打电针，服药不见好转，因病人多，医院动员我们回芜湖治疗。后在小姐夫的陪同下，我又在南陵精神病院住了三天，治疗方法大体相同。
到了当年的8月初，病情稍有好转，再往后，病情完全恢复如常，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转眼40多年过去了，每当闲暇或夜深人静时，那一年的那场精神疾病又浮上心头，挥之不去。
王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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