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遗墨
梁临颜真卿《祭侄文稿》行书册页
亳州书法历史悠久且繁昌，名人辈出，观名展引谈两位著名书法家。2019年1月16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推出“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可谓名碑名帖、名家名迹荟萃，是近年来水平极高的展览，众多稀世瑰宝集中展示，引起多方关注。书法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更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展中有两件亳州籍著名书法家作品：丁道护《启法寺碑》拓片和梁临颜真卿《祭侄文稿》墨迹册页。
丁道护（生卒年不详），谯郡（今安徽亳州）人，隋文帝时期著名书法家，擅长真书，在初隋时期名声颇大，引领真书先河。明丰坊《书诀》列记钟（繇）、“二王”以来善书者，隋四人，丁道护名在其三；米芾《海岳名言》视丁道护与唐之欧阳询、虞世南侪类，并为变革古法者。
丁道护所书《启法寺碑》，“冠绝一时，蔡君谟题极许可之，谓腾薛纯陀也”。清陆恭跋尾说：“审其用笔淬历，仍归浑朴。洗六朝之余习，开欧褚之先声。”翁方纲在跋尾说：“山谷云：学者每易丰左病右。右方不整峙，有关全势也。知此然后得阴阳向背，相关明丽之秘。”此碑字“右方直下，于笔画之阴阳向背十分留意”。
《启法寺碑》原石已佚，传世剪裱拓本，是仅存的孤本，已流传到日本。此碑上承汉魏六朝，下启唐宋元明。当时隋代书法正处在南北朝书法发展融合时期，此碑也为唐代楷书发展奠定了基础。碑文楷书已经非常成熟，间架结构方正规矩，点画谨严劲挺，开欧、褚之先声，为唐楷开了先河。
《启法寺碑》为后世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历史空间感的艺术境界。北宋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写道：“右启法寺碑，丁道护书。蔡君谟，博学君子也，于书犹称精鉴，余所藏书未有不更其品目者，其谓道护所书如此。隋之晚年，书学尤盛，吾家率更（欧阳询）与虞世南，皆当时人也。后显于唐，遂为绝笔。余所集录开皇、仁寿、大业时碑颇多，其笔画率皆精劲，而往往不著名氏。每执卷茫然，为之叹息。惟道护能自著之，然碑刻在者尤少。余家集录千卷，止有此尔。有太学官杨褒者，喜收书画，独得其所书《兴国寺碑》，是梁正明（应为后梁贞明）中人所藏。”“不难得则不足为佳物，古人亦云‘百不为多，一不为少’者，正谓此也。”可见，欧阳修是把《启法寺碑》视为至宝的。
南宋赵孟坚曾比较丁道护所书《启法寺碑》与《兴国寺碑》，认为：“《启法》最精，欧、虞之所自出。《兴国》粗甚，如出两手，天不寿精而寿粗，良可叹也。”《兴国寺碑》早于《启法寺碑》，李德撰文，丁道护书丹，原碑已佚。清代阮元在《北碑南帖论》中以为丁道护与房彦谦并出北派，有“方严遒劲，不类世南”之评。是碑正书，书法平正和美，与智永同一法嗣，当从“二王”而来，故蔡襄有“丁真永草”之称。观《启法寺碑》中碑文楷法初形，各种字体在流变中升华于此，为唐楷之根基，举一字为例，如碑文中有二十五个“之”字，品读晋朝王羲之，唐朝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元朝赵孟頫所书“之”字，能感受到数百年的传承脉络，笔法结构之间的演变过程；此点充分表明丁道护独特的风格和用笔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梁临颜真卿《祭侄文稿》行书册页，观其笔法能体会到颜真卿苍劲悲愤之气，哀思之情。原书无意于书法，在痛失亲人，极度悲愤的状态下，即兴而书，笔法雄奇，自然舒展，姿态万千，为颜书行草第一，亦被世人誉为“天下行书第二”。梁深得此帖运笔，体味书家的情绪变化，字里行间充满了情感碰撞，临出了率意的感觉，朴厚而轻松，把本性与书写融为一体，随性而动，劲健而入流丽，属梁书法精品。此展能出现两位亳州籍书法大家实乃一大幸事，由此可见，仅此两人就可以知晓亳州书法在中国书法历史的长河中有着重要地位。
梁，1710年生，字闻山，号松斋，今安徽亳州人，清朝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教育家，是中国书法艺术殿堂中的一位智者，一生淡泊名利，无意仕途，将全部精力投入书法事业中。清代书法延续晚明之风，到清中期乾隆、嘉庆前后，书坛呈现两种状态，一是篆隶书法复兴的步伐加快，二是对晋唐宋元明书法传统的学习范围逐渐扩展，代表书法家有翁方纲、刘墉、梁、梁同书、王文治、爱新觉罗·永瑆、梁国治等，亳州籍著名书法家梁位列其中。清人对梁有不同的称谓，“南梁北孔”指梁、孔继涑，“三梁”称即梁、梁国治、梁同书，“南二梁”，指梁、梁同书。在书法历史上，无论是墨迹、碑刻所见的作品，还是书论，梁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其一，墨迹。存世量较为丰富。梁作品涵盖了题跋、扇面、立轴、中堂等。在他众多作品中，梁临孙过庭的《书谱》是书法史上重要的理论著作，同时也是一件精美的书法作品。孙过庭官位不高，存世作品不多，但《书谱》却奠定了他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北宋米芾《海岳名言》曰：“孙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诸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梁《承晋斋积闻录》曰：“孙过庭《书谱》讲自然，故尚力者皆不取。”梁在临写时充分把握住书写的速度，用笔峻拔坚毅，使转精熟，笔势健劲飞动，在《书谱》中孙过庭用笔强调“速”，而梁开篇则说“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不仅控制了书写的速度，而且笔画更厚重、规整，字风逸中愈沉着。观其临写墨迹，线条起落分明，委婉而自然，达到进出自由的境界。梁深得孙过庭个性特点和运笔方向所产生书法风格的微妙变化。
其二，碑刻。在梁的《承晋斋积闻录·自书论跋》中记述：“吾所书碑版已刻者五十三种矣。”在整理《梁全集》书籍的过程中发现实际存世碑刻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因此也拓展出更多的研究方向。根据书中所记录的与新发现的碑刻进行排查梳理，我与同事赴实地拓印了存世的所有碑刻，采集相关信息，尽最大可能还原书者本意。拓印全部采用古法，以保障碑文的本色，现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两块碑刻进行探讨。第一块碑刻是《重修报恩寺碑》，纵216厘米，横86厘米，安徽省考古所寿县工作站收藏。这块碑是梁最为满意的一件作品，自评：“吾所书诸碑，以寿州《报恩寺》为最，《孙氏乐输记》次之。《乐输记》古厚结实，冠诸碑之上。寿州《报恩寺碑》劈实健劲，泗州《玻璃泉记》沉着苍劲，二碑皆学北海《麓山寺》，故气魄亦与之相近。”此碑是直隶泗州知州平定张佩芳撰文，凤台县知县阿林保篆额，亳州梁书丹，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建，但现在已经破损成六块。书者在《承晋斋积闻录》《评书帖》中有关“劲”的论述有很多，“劲”主要求书法刚劲清挺，行笔润墨注重筋骨，如“寿州《报恩寺碑》劈实健劲”“蔡京书瘦劲有劲有别趣”“松雪《宝云寺记》牟撰文，至大元年书，有北海之劲，《张留孙碑》不及”“欧书劲健，其势紧；柳书劲健，其势松”“颜不及欧，欧以劲胜，颜以圆胜”。梁对“劲”的感悟是在长期临池中得出来的，这也是他追求的目标，所以梁对《报恩寺碑》自评中用“劈实健劲”来形容，契合了他的书法追求。
第二块碑刻是《移泗州治记》，泗县博物馆藏，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刻石，共两块，纵77厘米，横206厘米，一级文物，此碑原砌于县衙大堂后墙，1981年夏移到县文物陈列室，今保存在泗县文庙大成殿东墙，辗转多次得以完整保存，这和泗县人民与文物工作者深厚的文物保护意识分不开。《移泗州治记》记载了康熙十九年（1680）老泗州淹没后，州治暂寄盱眙，后至虹县的事。书者在《承晋斋积闻录·自书论跋》中讲到《江公救灾记》不及《移泗州治》优，此碑书法紧扣楷书的规矩法度，规范整齐，结体宽绰开放，运笔灵活多变，似无定法，又加入了行书的神采，使得行笔自然贯串，笔画生动而有情致。如“后”“熙”“至”“从”“能”“乐”等字去繁就简，连带在字形速写上打破平衡，使碑文产生静中有动的视觉效果，楷行兼顾，笔画直曲方圆，整体动静呼应，收放有度，乃碑中上品。
梁先生所著《承晋斋积闻录》是清代重要的书论专著，其书学思想、书法评论对后世影响深远。《评书帖》是一本评论书法笔记，共一卷，收论书随笔札记一百四十一则。梁在世时并未成书，后由方士淦搜辑而成。《评书帖》品评各家优劣，论书家源流，其中以论述执笔法为多。梁在书法理论上的建树一直不被重视，《清史稿》曰“少著述，所传绪论仅此”之语，只是节选一段进行评价。
其实梁所述斐然，我静读多遍，书法知识的体量很大，语出必精华，前世并不多见。清代、民国都有很多手抄本、出版物出现，所以《清史稿》中的记述是不严谨的。梁理论中的见地多发前人所未发，有独特的价值，评价书家的语言高度概括，简练人物、事务的本质特点，优劣分明，为学书者提供了精致的思想理念、指引方向，规避学书弯路。这两本著作具有很高的书法理论价值，涉及内容丰富，在笔法、书法史、历代著名法帖碑刻、书法教育等方面都有言简意明的阐述，其中出现很多经典性论述，经常被后人引用。
民国以后，亳州书法依然繁荣，亳州人深知维系汉字发展的责任，依托优秀的历史文化底蕴，促使文字在这块沃土中继续多元化发展，欣然肩负着书法艺术传承的美好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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