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传》

淮河晨刊 2020-04-10 09:57 大字

上期提要:事实上南京人的傲慢,与自己长期以来受到委屈有关,和压抑分不开。早在六朝时期,作为本土人士的建康居民,深感到了官场不公平。周一良先生曾经做过统计,东晋的大官,中央一级官员,任用的北人与南人,比例一度严重失调。

李璘失败后,朝廷意识到了江南的重要性,在赴南京上任前一年,封颜真卿为“丹杨县开国侯”。

颜真卿担任昇州刺史,同时还充任浙西节度使,负责昇州及周边诸州的军事。这时候的江南表面上还算平静,实际上也已经危机重重。永王李璘之乱平定才不过两年,安禄山父子死后,其部将史思明又在河北发动叛乱。南方经济成了唐王朝最重要支撑,急需要像颜真卿这样靠得住的人来镇守南京,防止再次发生变乱。读过《祭侄文稿》的都知道,颜氏一门忠烈,刚强坚毅,在此前

北方的混乱中,颜真卿已向朝廷证明了自己的平叛能力。

南京人从此也就记住了颜真卿,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字好。后人纪念颜鲁公,让南京人忘不了,是因为他在乌龙潭边修建放生池。因为有了放生池,后人又在池旁修了放生庵,设立祭祀他的神位。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念叨颜鲁公建立放生池时的良苦用心,所谓“宣皇明而广慈爱也”,宣传皇明只是幌子,关键还是推广慈爱。

当时为了笼络人心,朝廷号召各处建放生池,“始于洋州之兴道,洎山南、剑南、黔中、荆南、岭南、江西、浙西诸道,讫于昇州之江宁秦淮太平桥。临江带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南京的乌龙潭便是其中之一。一千多年过去,当年的八十一个放生池,现在仍然可以确定地点的,仅剩南京乌龙潭这一处,由此可见其特殊,颜真卿专门为这个放生池撰写了《天下放生池碑铭》。

颜真卿还以“帝王之德,莫大于生成”为题,向皇帝呈了一封《乞御书题天下放生池碑额表》,在中国古代,以下呈上为表,譬如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其实就是臣下写给帝王的一封信,希望皇上能为乌龙潭的放生池碑题额。在这封递交皇帝的信中,颜真卿表示,南京的放生池遵照皇上意思,已经修好,他现在“不揆愚昧”,专门写了篇小文章,“又以俸钱于当州采石,兼力拙自书”,就是为了要让天下知晓,弄明白放生池的伟大意义,让天下知道“陛下有好生之德”。

同时,书法大师颜真卿还很认真地考虑到了一件事,“前书点画稍细,恐不堪经久”,又专门“据石擘窠大书一本,随表奉进”,顺便向皇上展示了自己的楷书艺术。最有意思是这封信的结尾部分,他居然会这么说,敢这么说:

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谄之臣,犹刻金石,垂于后世。魏文帝外禅之主,钟繇偏方之佐,亦于繁昌立表颂德。况陛下以巍巍功业,而无纪述,则臣窃耻之。

颜真卿这话真有点书呆子气,举例子不伦不类,如果碰上疑心重的皇上,掉脑袋都可能。怎么可以这样引申,怎么可以这样来比较,他显然是把在南京建放生池的意义,过分放大,强调这样一件大好事,不树碑立传太可惜。也不能说没道理,策功茂实,勒碑刻铭,皇帝禁不起哄,虚荣心立刻被激发,不止答应亲笔题碑额,还拿腔拿调地写了一段文字:

朕以中孚及物,亭育为心,凡在覆载之中,毕登仁寿之域。四灵是畜,一气同和,江汉为池,鱼鳖咸若。卿慎徽盛典,润色大猷,能以懿文,用刊乐石。体含飞动,韵合铿锵,成不朽之立言,纪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发于中,予嘉乃意。所请者依。

“中孚”二字出自《易经》,有诚信的意思。心中挚诚,以诚在怀而接人待物,虽遇隐晦不明,亦能逢凶化吉。南京的乌龙潭放生池,说起来也就是一个不大的池塘,然而在特定年代,确实有着不同寻常意义。作为南京父母官,刚经过北方混乱的颜真卿,显然已意识到了江南可能会有的不安定,他对南京这座城市的未来,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建放生池的目的,就是为了稳定民心,以慈悲为怀,弥散民间的杀伐之气。

自六朝以来,南京这个城市屡遭磨难,内乱外患,真正太平的繁华日子并不多。事实上,就在颜真卿被调走不久,南京城便又乱作一团。当年年底,手握重兵的江淮都统刘展,率兵南下攻打李垣,昇州新任刺史仓皇出逃,金城汤池不战而下。叛乱虽然很快被平息,唐王朝对南京潜在的王气,仍然不能放心。怎么办呢,继续给它降级,降低城市级别,公元761年,昇州被废,江宁县改名上元县,再次隶属润州,再次被镇江管辖,六朝古都南京刚有点复兴苗头,又一次沦为一座普通县城。

同样是作为历史名人,李白和颜真卿对于南京人来说,都只是匆匆路过。都是过眼烟云,他们给南京这个城市留下了完全不一样的文化。李白喜欢谈王论霸,好权术,好大喜功,不负责任地酒后瞎出主意,充满了浪漫情调,根本不在乎老百姓死活。颜真卿与李白不一样,他为人正大光明,充满了仁爱之心,注重民生,讲究实际,绝不好高骛远,是非常标准的现实主义。在他的眼里,南京这座城市,究竟帝王之气更重要,还是老百姓太太平平过日子更重要,当然应该是后者。

所以历代在南京有所作为的父母官,更愿意以颜真卿为从政榜样,大家都知道,所谓放生,并不是简简单单往池塘里放几条活鱼那么简单。放生学问很大,一朝兴来一朝亡,宋元明清历代

的南京,乌龙潭放生池成了这座城市的和平象征,有和平,才能太平,太平了,老百姓才会有点好日子过。对于南京人民来说,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比和平更重要。与和平相比,与太太平平过日子相比,什么帝王之气,什么最有历史文化的古城,都可以见鬼去。

放生就是民生,为祈求和平,后人在放生池边建了庵堂,名为“放生庵”,供奉和纪念颜鲁公,并且不断地加以修葺。明宣德年间,在“城西南隅乌龙潭山肇建祠宇”,以答神贶,赐额曰“灵应观”,依照鲁公旧制主持放生。清顺治十三年,当时的总督马鸣佩,还专门立了一块乌龙潭永远放生碑。

清康熙二十三年,灵应观的道士开始破坏规矩,竟然自作主张,沉掉了历代禁碑,公然撒网捕鱼。放生之事,也就因此一度废弃。清乾隆八年,江苏巡抚陈大受重修放生庵,疏浚乌龙潭,恢复放生,并颁示了保护放生池庵的六项条约。第一条,放生池东面的山坡上不准种菜种烟,只能栽种果树,以防水土流失。第二条,不准栽种菱藕,以绝窃取发生事端。第三条,修堤筑埂,以免池旁良田受淹。第四条,严禁窃取池鱼。第五条,冬季农民挖取淤泥,不准借机偷取池鱼。第六条,放生池庵数百年皆僧人住持,今既重修,如有老僧欲居,仍听首事主持。

太平天国期间,连绵不断的战乱,乌龙潭边放生庵再次遭到严重毁坏。

下期看点:隋唐时期,打压南京这个城市,是北方朝廷的基本国策。打压有时候也未必完全有效,六朝之后,沉睡了两百多年,气尽山空的江宁小邑,不可阻挡地又繁荣发展起来。北方汉人与少数民族逐渐融合,华夷纠纷趋于缓和,隋唐之所以能够伟大,因为在此基础上,国家进一步地完成了统一,王朝不再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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