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银幕变迁 守望留声岁月 九旬老电影人司学文讲述七十载光影人生
闲暇时，司学文喜欢收集剪报。
司学文和老伴高子巽翻看着他们的“昨天”。
司学文对着记忆中的老照片遐思。
■本报记者 路璐 文/图
“一方小银幕，能装地和天，演不完千古悠悠美与善，放不尽人生百味苦辣酸甜……”在铜陵市有一位从1950年开始坚守了40年的电影放映员。光阴荏苒，当年的“放电影的小伙子”变成了如今的耄耋老人。经历时代变迁的他，改变的是年华，不变的是初心。他说，无论自己身处何地，他的心里满满装着的都是电影。他，就是司学文。
偶然际遇下
他成为部队文艺兵
1929年，司学文出生在芜湖市繁昌县荻港镇。那时候家境贫寒，母亲肢体残疾，父亲靠打临工养活一家七口人。尽管如此，年幼的他还是在家人的支持下读完了小学。
1949年7月，20岁的司学文从芜湖前往上海，投奔当时身在上海的妹妹。一次偶然的机会，司学文看到文工队招收文艺兵，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了名，凭借着良好的形象、浑厚的嗓音，司学文很快被录取了。
一套军装、一双布鞋、一床被褥……入伍后，司学文收到部队发放给自己的生活用品，这让他激动不已，也更坚定了好好工作的信念。司学文告诉记者，那时候的文艺兵，除了唱歌跳舞外，就是演舞台剧，而由于他资历浅，一般都是些跑龙套的角色。“那时候刚解放，我们跟着部队前往浙江、江苏开展军民联欢会，有时候一驻扎下来就是个把月，为的就是把文艺送到老百姓的身边。”司学文至今还记得，《兄妹开荒》等曲目是当地老百姓最爱的秧歌剧。
战火纷飞中
他为战士放电影
1950年，司学文跟随部队从嘉兴回到上海，恰遇部队改制，由陆军转为空军部队，领导安排司学文学习放电影的工作。突然由文艺兵转为技术兵，这对从未接触过电影的司学文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困难并没有难倒司学文。白天，他在部队安排的速成中学文化学习班里认真学习；课余时间，他不断向有经验的老放映员请教放电影的“奥秘”；晚上，他更是认真学习整理好的笔记。当时部队晚上9时吹哨熄灯，为了不影响他人休息，他总是悄悄地溜到厕所，借着厕所的灯光，不断研究放电影的步骤和技巧。司学文的努力没有白费，很快，他掌握了放映电影的技术，成为部队里专业的放映员。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司学文跟随部队前往辽宁省鞍山、辽阳等地，并驻扎在离鞍山60里外的地方。作为部队里的放映员，每周一凌晨4时，司学文总会早早起床，步行至火车站坐火车前往沈阳拿一周的电影片子，只因每天晚上都要准时给驻扎在后方的战士播放电影。
为了慰问抗美援朝后方战士、伤病员，司学文跟随部队将东北大大小小的城市都跑遍了。火车每到一站，他们都会前往当地给陆、海、空军及老百姓放映电影。而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司学文懂得。“在放电影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敌方飞机从上空投掷信号弹，但我绝不会离开放映机，如果我走了，放映机可能就没了。”司学文说，为了更加鼓舞战士士气、激发他们的斗志，他甚至把露天电影搬到防空洞里，在那里坚持为战士放映。
司学文坦言，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是他最辛苦、但也最难以忘怀的岁月。而最令司学文印象深刻的，是他战时还多次前往朝鲜为当地百姓放映电影。司学文回忆，那时候每场电影都有1000多人观看，上至80岁老人，下至3岁孩童，都对电影这个新生事物十分感兴趣。“《八女投江》、《赵一曼》、《勇敢的人》、《列宁在十月》这些片子我都放过，当地老百姓也对我们十分热情和欢迎，常常招呼我去他们家里作客。”
退伍后
他为群众放电影
1955年，司学文从部队退伍，来到安徽铜陵工人电影院操起了自己的老本行——放电影。上世纪50年代，黑白电视机在铜陵这座城市还没有出现。在繁复而辛勤的劳作之后，人们最奢侈的享受就是看一部电影。一面幕布、一个放映员、一束光，让司学文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意义。
“那时候群众生活大多艰苦，娱乐活动单调，看电影可算是日常生活中为数不多的乐趣事。”司学文说，当时，铜陵只有这一家电影院，电影都是黑白片，观看一场的价格大约需要8分钱，而播放的电影大多是经典或是红剧。“《三毛流浪记》、《梁山伯与祝英台》、《渡江侦察记》这些都是当时放得最多的电影。”
1963年，铜陵有了第二家影院——人民电影院。由于当时懂得电影放映技术的人才并不多，司学文被聘为影院的技术顾问，管着电影放映大大小小的事，而电影放映也有了长足发展。“首先是电压更加稳定，不会中断。其次，电影画面也更加清晰。”
1982年，司学文调入五松山剧场，这也是电影《卖花姑娘》首次在铜陵上映的时间。“我记得，当年我们首次采用宽幕布、彩色片进行电影放映，这对于从没有看过彩色电影的老百姓来说稀罕极了，这也是铜陵电影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说这话的时候，司学文的眼神里闪着光。
他说，那次电影放映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同时，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次巨大考验，因为，这是铜陵首次使用宽银幕播放电影，而当时并没有供宽银幕使用的幕布。“无论如何，我要让电影放起来！”司学文说，当时，这个信念支撑着他。他找到了一根长毛竹，并找到了14米宽、7米多高的一块白布，将布用毛竹挂起。就这样，电影放映了多久，司学文就将那根毛竹举起了多久。“这件事让我一生难忘。”
司学文回忆道，那个夜晚，穿背心的年轻人，摇蒲扇的老人，扎麻花辫的姑娘和卷着泥裤腿赶来的老乡，他们相聚在影院里，注视着跳跃的画面，或笑、或哭，或喜、或怒……
退休后
电影成了老人一生的梦
1989年，司学文退休。而这40年，他亲眼见证了电影技术的变迁。司学文说，起初，他扛着胶片机去战场放电影，后来，他回到城市为老百姓放电影。而电影设备也从老式放映机换成了数字放映机，音响由单声道升级为立体声，银幕从3米扩展到十几米，不仅如此，现在，放映的不光有戏曲和老故事片，还能看到各类型的商业大片，满足了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
如今，90岁高龄的司学文仍然爱看电影，他说，一块银幕，伴随着自己从青春走向白发。“我和老伴就是在电影院认识的，我们都爱好电影，所以走到了一起，可以说，电影见证我的成长、我的生活、我的喜怒哀乐。”
司学文感慨道，“这么多年，苦过，累过，痛过，但我从没有想过放弃。只要是一坐在放映场上，机器一转，我就随着剧情和观众一块儿落泪、一块儿欢呼、一块儿鼓掌，也就忘记了什么是苦、什么是累。”司学文说，作为一名老电影人，他爱电影，更爱电影赋予他的人生，“我的人生，就是用一部一部电影摞起来的。所以我爱电影事业，也祝愿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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