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家山西周青铜器
在繁昌县博物馆的展厅内，有一排青铜器孤傲地踞于展柜中。两千多年岁月的积淀，让这些青铜器通体透着一缕来自先秦的高冷气息。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汤家山周代大墓出土青铜器。根据县博物馆提供的材料可知：“汤家山西周墓位于繁昌县城东汤家山，是一处西周时间的高规格贵族墓葬。墓葬内出土一组青铜器，共16件，分别为：兽面纹甗（yǎn）、方鼎、圆鼎、窃曲纹盖鼎、窃曲纹龙纽盖盉（hé）、鱼龙纹盘、蟠虺（ huǐ）纹簋（guǐ）、鸟形构件、甬钟和牌形饰品。汤家山青铜器出土单元明确、器形组合完整、文化内涵丰富，是皖南乃至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资料。”本期“芜湖宝藏”就带大家到繁昌县博物馆看看这些来自先秦的无价之宝……
两千多年岁月的消磨，依然无法掩盖它的美
每年的秋冬季节时，正是农村一年中建房最佳季节。芜湖市繁昌县城郊汤家山的百姓因为建房，大多要到汤家山挖土造砖。汤家山位于繁昌县城东，山顶呈不规则圆形，东西宽约20米，南北长约70米，高出地面约60米。当时农村建房屋，都是自己挖土制砖坯，这在繁昌一带民间就称作“掼土基”，这是一种古老而又简易的建房材料制作工艺。汤家山山顶黄土黏性比较大，老百姓都觉得很适合制砖，他们并不知道这种黏性很大的土其实是墓葬封土。这里原是一座大型土墩墓，墓葬封土应从别处搬运而来，并可能经过筛选。
繁昌县博物馆副馆长汪发志告诉记者，1979年冬天，附近一位村民在挖土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这座墓葬的随葬品，一座高等级周代大墓呈现出来。当天，这位村民先将这挖出的文物用竹篮挑着带回了家。面对这么多样式各异的青铜器，这位村民也觉得挺好玩的。特别是其中的一对鸟饰器，因其生动的造型极外引人喜爱。这对鸟饰器刚出土时是一模一样的，这位村民将其中的一只锯断了。据汪发志介绍，这种情况在以前的农村很常见，农民们由于不懂文物，有时候会以为青铜器是“乌金”做的，所以常常将青铜器锯断后以判断究竟是何材质。由于村民的这种鲁莽举动，使得原本完整的一对鸟饰品，残损了一支。
后来，这位村民将全部出土文物一次性主动送到了当时的繁昌县文化馆。经过清点，这次在汤家山墓中一次出土了16件青铜器，这对鸟饰品格外引人注目，这对一端有飞鸟的管状青铜器，为鸟形饰：“鸟形饰，2件。管状器身，一端铸成展翅欲飞的鸟形。一件在器身中部另立一小鸟，一件无小鸟”。此外，还有鼎、簋、盉、盘、甬钟等。其中盉和盘的造型和装饰都以蛇龙为设计，表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盉的盖是一条盘起来的蛇龙，蛇头昂起，两眼前视，双角后翘，通体鳞纹，栩栩如生。盘的内底是一条蛇龙盘踞于中，左右两侧各一夔龙对称，四壁水波纹中的鱼循环追逐，庄重活泼。这两件青铜器通件绿锈，光泽莹亮，是极其难得的珍品。它是江南青铜文化典型代表之一，生动地再现了江南越系中一支以蛇龙为图腾形象的族徽。据专家推测，该墓主可能是诸侯贵族。
16件西周文物，还原一处曾经的江南繁胜地
通过对长江下游西周至春秋时期吴国墓葬的等级规模和出土青铜器的比较研究，汤家山土墩墓与丹徒烟墩山、荞麦山西周墓和北山顶、青龙山春秋墓属同一等级的墓葬，皆为吴王之墓。有专家甚至根据汤家山西周墓主身份和墓地位置推测,《左传》记载的“鸠兹”极有可能一度是西周晚期的吴国都城。
这对鸟饰品出土以后，关于它的身世、用途，就成了众多专家研究的热点。有专家认为，根据这对青铜器的外形，可以认为是一对鸠杖。鸠杖，即装饰有鸠鸟的手杖。鸠杖在当时跟斧钺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权力的象征。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们又发现，繁昌汤家山出土的这对鸟饰品，跟其他地方出土的鸠仗还是有一些差异的，特别是鸟饰品身上的钻孔位，跟常见的鸠杖不符。
又有专家认为，这对鸟饰品是当时贵族车马器。当时的马车主要是木质结构，但在一些联结部分和轮轱处，常用青铜器加以保护和装饰。
此外，也有专家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资料,对汤家山出土的这对鸟饰器的用途进行进一步研究后认为，鸟饰器应该是钟磬乐悬梁架——“簨虡”的端饰。大家如果看过湖北省博物馆所藏曾侯乙编钟就会知道，它中间木质横梁两端都有青铜包裹的装饰，汤家山的这对鸟饰品的用途与之类似。
这对青铜鸟饰品，不仅命运多舛、用途成迷，它的形状也很讲究。都知道芜湖古称鸠兹，而繁昌汤家山出土的鸟饰品中的鸟状动物，极有可能就是鸠的形状。汪发志告诉记者，“鸠”在先秦文献中经常出现，有一柄1965年在湖北出土的墓葬中，发现的一柄越王勾践剑上就镌有“越王鸠浅，自乍用剑”八个字。此外，鸠鸟在繁昌、南陵、芜湖一带是一种很常见的水鸟，因此，将生活中的朝夕相伴的水鸟定格于青铜器之上，使其艺术化，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谈到这对青铜鸟饰品的二级文物的可贵之处时，汪发志说，首先，这样完整的西周时期的鸟饰品，而且是成对出现，这在全国并不多见。其次，文物历史久远，其价值也不言而喻。第三，这对鸟饰品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我们的古人能将鸠鸟的造型跟实用功能完美融于一体，体现了先人们高超的艺术审美水平和铸造工艺。这批青铜器，还是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交融的一个见证。第四，尽管这对鸟饰品的真实用途还未能下定论，但无论它是车马器也好，编钟的“簨虡”端饰品也罢，都可以证明墓主人高端的身份。在西周时期，对车马器、编钟等青铜器的使用规制，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所谓钟鸣鼎食，即是这种贵族身份的佐证。而在汤家山墓葬中，除了“食”因为年代久远而没有发现之处，其余的钟鸣鼎都齐备了。这也更加证明了这座墓葬绝非一般富贵人之葬，而极有可能是一座王侯级大墓。
在汤家山西周墓葬中，除了出土一对罕见的鸟饰品外，还一次性出土五只青铜鼎。鼎的使用，在西周是有严格的规制的，《春秋公羊传》就曾言：“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元士三也。”而汤家山西周墓中一次性出土六只鼎，其等级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次出土的青铜器中，一件保存近乎毫无损伤的青铜盉也非常引人注目。据1993年版《繁昌县志》记载：“青铜盉，汤家山春秋墓出土。盉盖的设计是一条蛇龙造型，蛇头昂起作纽，两眼前视，双角后翘，通体鳞纹。盖和盉身有把相连，鼓腹圈足。腹肩饰窃曲纹一周，高32厘米，腹径28厘米，重5公斤。经鉴定为国家一级品，1985年参加全国文物精品展。”
汤家山墓葬被发现之后，当时的繁昌县文物所所长陈衍麟立即向省考古所进行了汇报，随即省考古所专家杨鸠霞赶到现场。陈衍麟在陪同考察时，亲眼看见深陷泥土中的一件陶鼎残件。据此，陈衍麟方才坚持汤家山西周墓葬一共出土六只鼎，也即五只青铜鼎，一只陶鼎。而正因了这只陶鼎，墓葬主人的身份也得以大大提高。后来，杨鸠霞还将这些考古成果整理成文，以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的名义在1982年12期《考古》杂志上发表了《安徽繁昌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一文，繁昌汤家山出土文物由此进一步名扬天下。
关于汤家山西周墓的墓主人，至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专家认为，墓主人的身份大致西周晚期吴越贵族墓葬。更有甚者，南京博物院有专家在看了汤家山墓葬文物后，推定墓主人很可能是第八代吴王强鸠夷。果如此，则围绕吴国的许多历史密码将会得以“解锁”。
记者 郭青（本版图片由繁昌县博物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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