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王文水:8粒西洋参种子带出百亿产业

大众日报 2020-04-24 09:31 大字

参农王文水□ 本报记者 陶相银报道头发接近全白,身形略有些佝偻,衣服和鞋上都沾有土,63岁的王文水与普通农村老汉没什么区别。而经过39年的钻研,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农民不仅掌握了西洋参的种植、加工技术,还把技术无私传授,带出了一个百亿产业。图为王文水在参田里查看西洋参。

□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张小寒

截至2019年底,威海市文登区的西洋参种植面积达5.4万余亩,年出圃面积约1.5万亩,年产鲜参7500余吨,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以上。同年,文登西洋参的品牌价值达到116.43亿元。西洋参百亿产业大厦的缔造,绕不开王文水。1981年,王文水和岳父王继振令8粒西洋参种子萌芽,西洋参在文登从无到有;此后三十多年里,没多少文化更没有实验室和科研设备的王文水凭着韧劲攻坚克难,掌握了西洋参种植、烘干、加工等技术,又毫无保留传授技术给别人,带领农民种参致富。

翁婿俩艰难攻关

西洋参从山林“搬”进农田

63岁的王文水是威海市文登区张家产镇口子李村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如今,口子李村只剩46户,在村里居住的更是只有二十几位老年人。“村民都有钱了,都去城里买房了。”王文水说,“我没法走,我这辈子离不开地,离不开西洋参。”

口子李村与西洋参的渊源始自1981年。

上世纪60年代起,口子李村就种植中草药。1978年,生产队大队长王继振还到吉林农业大学学习过,并带回些人参种子试种。正是因为长期种植中药材并有种植人参的经验,一个机遇如水到渠成般降临口子李村。

1981年4月,省药材公司拨给了口子李村11粒西洋参种子。此时,王文水已成为王继振的女婿。

“那天是4月20日,送种子的人叫曲超日,他从烟台坐车到文登,又搭车到了张家产镇,一路走到了口子李村来找我老丈人。”时隔39年,王文水依旧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曲超日就跟揣着宝贝似的,很小心地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玻璃瓶,瓶子里有11粒种子。”曲超日告诉他俩,这是西洋参种子,非常金贵,看看能否试种成功。

翁婿俩在人参池的地头种下了这11粒种子。当年11月份,11粒种子成活了8粒。之后两年里,省药材公司又多次拨付种子,要求扩大试种面积。

1983年,农村推行包干到户,口子李村决定将山上集体田里的西洋参苗分给村民种植。种西洋参投资大、周期长,前景不明朗,谁也不愿种。

最终,村里的六名党员接了手,其中包括王继振和王文水。王文水说,他当时也很担心,“从种到收得4年,每年都得往里投钱,种不活怎么办?种活了卖不出去怎么办?”

山上土地有限,不能大面积种植,王继振对王文水说:“必须把它‘搬’到农田里去”。1984年,翁婿俩又到吉林农业大学“取经”,“他们在农田试种了两年,都失败了。一个教授说‘人参和西洋参都得在山林里种,在农田不可能成功’。”

翁婿俩都有不服输的倔劲儿。为了摸清种子发芽的适宜温度,两人没少遭罪,“大冬天的,老丈人把种子扣在几个碗里,天天蹲院子里盯着看。”王文水也是如此,每天晚上要到参田里测地温,每两小时一次,曾经“连续一个多月没脱衣服睡个囫囵觉”。

西洋参对土壤内微量元素含量要求高,普通农田无法生长。王文水从不同地点取回了9种土样,在家里用花盆试种,经过对比,筛选出酸碱度、氮磷钾含量最适中的改良土样。之后,王文水便去山上刨出深层的山林土,用独轮车一车车推到试验田。可到了出苗的季节,却因铺下的山林土太薄,一部分种子还是没有成活。为此,他只能没日没夜地重新刨土、压地,“有时趁着月光干到半夜。”

1986年,农田种植西洋参终于成功!也是在这一年,口子李村的第一茬西洋参收获。尽管产量不高,但收益可观,王文水的半亩西洋参就卖了5600多元。

手把手传授技术

缔造“土里刨钱”的神话

种一亩西洋参一年就能成为“万元户”!种参去!口子李村的部分村民眼热了。王继振和王文水匀出来一些种子和参苗给了抱着热切希望的村民们,手把手地教他们种植。

1986年冬天,村民顾淑华从王文水那里赊了种子,种了半亩西洋参。“咱啥都不会,施多少肥?打多少药?都得一遍遍去问。赶上参生病,薅把叶子就去他家。”顾淑华说,“村里种参的,都是他手把手地教。”

1990年,顾淑华的半亩参卖了3.5万元。“数钱的那个感觉啊,真好。”顾淑华至今记得那种暴富的感觉,“有钱就有底气了,买了当年最时髦的海尔冰箱,花三千多块钱买了台日本进口的24英寸大彩电,还花九千多块钱买了辆摩托车。”

如今,已经63岁的顾淑华种着五十多亩西洋参,2010年,顾淑华就给儿子在文登买了楼房,“115平方米,带车库,花了49万元,我一把掏的。”

王文水出了名,家里从早到晚就没断过“取经人”,几十里外慕名而来的也不在少数。王文水也出了力,凡是来请教的,他都把人家带到参棚里,不厌其烦地讲解、示范。王文水更是出了“血”,西洋参的种子金贵,一小捧就值一两千元,而当时农民都不富裕,他几乎都是赊账,遇到贫困户就白送。

短短几年,张家产镇及周边乡镇的种参面积猛涨至5000多亩。“行情好的时候,一斤参卖120块钱,一平方米的地就能产三斤参。”王文水说,“钱就像地里刨出来的。”

1994年,王文水到外地考察市场时,发现市场上售卖的都是干参,按照鲜参加工成干参的比例折算,利润涨了好几倍,“原以为已经挣到钱了,这才发现农民还是挣个辛苦钱,大钱都让人家挣走了。”

从此,王文水不再只卖鲜参,把生意拓展到加工和销售领域。烘干西洋参是个技术活。王文水拿出了当年试种西洋参的劲头,自己攻关。最终完全掌握了整套的制作工艺。王文水照样把烘干技术无偿传授,短短几年间,大大小小的西洋参烘干厂四处都是。

从2003年起,文登区就建立产业引领机制,推进西洋参标准化生产。2015年,文登西洋参成功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7年,中国(文登)西洋参交易中心投运,构建起集现货交易、电商及中远期交易于一体的市场体系。

文登西洋参产业布局和政策引导支持日益清晰,给王文水吃下了“定心丸”。近几年,王文水的路子再次拓宽,除了种参、烘干参,他还自创了“御龙旗”品牌,成立了山东文登继振西洋参产业有限公司,“公司正在装修,估计下半年就能生产了,有了这个公司,我就能生产西洋参的饮片、胶囊、干粉等一系列新产品。”

三代人薪火相传

只为那割舍不断的“参情”

在王文水眼中,王继振不仅是长辈,还是榜样。王继振是村里的技术员,一手张罗起了口子李村的中草药种植,尤其是在农田种植西洋参成功后,被媒体誉为“中国西洋参之父”。

2005年,76岁的王继振去世。王文水愈发地痴迷研究西洋参种植技术,“老丈人走了,这条路得由我继续走下去。”在西洋参种植过程中,由于土壤里病原菌含量大、植物自毒物质日渐积累,土壤难以循环利用,至少有15年不能重茬栽种。这时,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的推行让王文水看到了机遇,他带领参农们走出口子李村,到更远的地方包地种参。目前,仅王文水就在荣成、乳山等地发展了1000亩的西洋参园。

其实,王文水不是没考虑“接班人”的问题。王文水有两个女儿。在孩子小的时候,即便是种参能挣大钱,王文水也没有想过让两个孩子“接班”,“当农民苦,种参再挣钱也是农民,还是让孩子到城里生活比较好。”王文水把两个女儿都供上了大学,大女儿王晖学医,研究生毕业后成了文登整骨医院的一名医生;小女儿王琳学室内设计专业,毕业后在文登区博物馆当讲解员。

随着产业越来越大,前景越来越好,王文水终于觉得农民不再是低等身份了,“时代变了,农民的日子也可以比城里人过得好。”2015年,王琳辞了职,开起了西洋参专卖店,并在网上开起了网店,正式成为第三代西洋参人,王琳的丈夫蒋胜也成为参农,现在作为山东文登继振西洋参产业有限公司经理,打理着公司业务。

王琳说,父亲的优势是种参,但不懂得营销,而她作为与互联网一起成长的第三代西洋参人更懂开发市场,“西洋参上了网,不仅增加了销售渠道,也提高了知名度,会带来更多的利润。”

王琳说:“姥爷让西洋参在中国从无到有,爸爸让西洋参产业在文登从小到大,我只能更努力,把参业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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