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帝师”眼中的中国近代史

济宁晚报 2019-11-18 10:15 大字

《紫禁城的黄昏:

评注插图本》

著者:[英] 庄士敦

译注者:高伯雨

出版社: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9年10月

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已经成为讲述溥仪个人命运乃至晚清民国历史的经典之作。此书曾有过多种译本出版,在目前能够见到的、关于晚清的各类回忆录、掌故见闻中,庄士敦作为“帝师”,能够以贴近溥仪的身份,用生动而富有人情味的眼光讲述个人与时代深刻交缠的跌宕故事,把握历史发展的诸多隐秘线索,为近代中国发生关键变局的一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见证,也为我们勾勒出历史光影中丰富细致的层次。

清末民初的苍凉一瞥

本书作者、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是有着强烈的中国情结的英国人,作为晚清留下的外国“遗民”,庄士敦的身份堪称特例。他早年在爱丁堡大学念书,后来入牛津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898年,他来到中国任职,首先在香港英政府服务,历任香港总督府秘书、辅政司等职。1904年至1917年间,他是英政府派驻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庄士敦在远东和中国人来往二十年,能讲一口很流利的北京话,会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对中国的佛教、儒家文化都有甚深的研究,被人们称为“中国通”。1930年代,回国后的庄士敦隐居在苏格兰自己购买的一处小岛上,也依然对他的“故国”念念不忘。他在自己的宅邸前挂起清朝的龙旗,与文化认同无所依归带来的孤独与寂寞相伴。

庄士敦作为“帝师”,得以深入宫廷,从他的角度讲述清廷的衰亡。在他笔下,紫禁城的一砖一石,无不带有忧郁苍凉的色彩,但他不停留于抒情,更重视理智地探究清朝灭亡的根源。他历数内务府的功过得失,痛斥其后期的腐朽、贪婪,认为正是这一机构在王朝统治的瓦解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回忆逊帝生活起居的细节、少年时代被迫接受的荒谬扭曲的复辟教育,令读者对于这位后来成为丧权辱国代表的傀儡“皇帝”,客观上拥有了一份理解之同情;他目睹国家权力在不同势力之间流转争夺,相信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憎恶党派政治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虚伪——他发出的议论固然包含保守偏见,但也不无历史的真相。

尽管庄士敦的笔触始终围绕着清廷和宫禁,但近代中国的宏阔图景也在书中如卷轴一般展开。从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总统,到袁氏称帝失败、张勋复辟、冯玉祥兵变并将溥仪逐出紫禁城,这些历史波澜都在紧密牵动着小朝廷内看似寂静的一隅,改写着溥仪的命运和整个国家的走向。只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庄士敦无可避免地被难以逾越的无形隔阂包围,他屡次向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写信,发表对于紫禁城内部管理、溥仪个人生活以及整体政局的看法和建议,但这些意见最后往往化为无奈的叹息。

紫禁城面临的改革困境

《紫禁城的黄昏》里,作者对于溥仪倾注了最多的笔墨,正如同他对溥仪倾注的心血。庄士敦在逊帝身上寄托着他的文明想象和政治理想,他一直称他为“我的龙”,而溥仪也曾在自传中坦承,庄士敦是他自己的“灵魂”,师生之间深厚的精神联系不言而喻。

自从入宫,庄士敦就希望溥仪能够通过接受新式教育,摆脱诸多遗老为他设立的陈规旧俗,成为一位开明的现代君主,这一愿望显然只是美好的幻想。然而,洋师傅的苦心,并非完全付诸虚空。庄士敦在上课时带外国画报给溥仪看,让他认识画报上的飞机和坦克,与溥仪讨论国际国内的时事,对溥仪的学习、身体锻炼乃至婚姻都有所建议。在庄士敦的熏陶下,溥仪从此喜欢上西方物质文化。庄士敦希望能够由溥仪主导,改革内务府,减少不必要的开销,于是1922年,溥仪决定清查自己的财产。但财物清点刚开始不久,建福宫便发生火灾,溥仪猜测这是有人有意纵火,最后,他做出决定,除了太妃身边不得不保留的一些人,将剩余所有太监遣散。其后,溥仪挑选了几位前清大臣,整顿紫禁城内的事务。只是事与愿违,内务府首席大臣郑孝胥还来不及展开整顿改革、裁减人员、开源节流计划,就被那些憎恨他的中饱舞弊者逐走……小小的紫禁城里面临的改革困境,也是清末民初中国政治重重弊病的缩影。

不过,从庄士敦内心深处来说,他感兴趣的并不是看到溥仪再次成为皇帝,而是希望他“成为一个智力健全身体健康的青年”。在庞大顽固的复辟派裹挟之下,溥仪最终出逃东北,庄士敦此时已经不在溥仪身边,他对逊帝的命运深怀忧虑但爱莫能助。

真实地还原时代的面影

译者高伯雨以谙于掌故驰誉文坛。他曾留学英国,主修英国文学。回国后,在上海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回港,五十年代开始为报纸写专栏,并创办《大华》杂志,译著有《英使谒见乾隆记实》《紫禁城的黄昏》。他一生著述过千万,但大都是掌故文字,散落各处,直到晚年才出版一本文集,而他其他的作品以《听雨楼随笔》为名陆续结集出版,已经是他去世之后的事了。高伯雨博闻强记,爱好广泛,交游广、读书多、兴趣杂,笔下有识见和才情,他也喜欢绘画、金石、书法,曾经经眼和收藏明清罕见笔记上百种。老报人罗孚称赞高伯雨说:“对晚清及民国史事掌故甚熟,在南天不作第二人想。”

1934年春,高伯雨从伦敦《时报》附刊《文学附刊周报》得知《紫禁城的黄昏》将出版,立即去函上海的别发书店为他留下一部。书中的历史人物和提到的风俗习惯,高伯雨都很熟悉,他相当自信地回忆道,翻译此书的过程堪称“运笔如飞”。高伯雨对于晚清掌故信手拈来,但从未以夸张渲染和奇闻异事博人眼球,在翻译中,即使是并不紧要的人名,他也仔细考证辨别,为我们展示了过去时代一名优异掌故家的风范。

经高伯雨翻译后,全书包含两百多条译注,使用了同时代的报刊、日记、溥仪自己的回忆录等材料,补充了庄士敦作为外国人所不能见到的诸多隐秘关节,并以客观的眼光对庄士敦的叙述加以点评和校正,从而冷静、真实地还原了时代的面影,显示着高伯雨和庄士敦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之间的裂隙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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