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修复成了近几年来保障餐桌安全的一个重要课题 被化肥“养大”的黄瓜

在过去20年里，山东省蒙阴县茶棚村村民吴泽鹏家的一亩大棚前后挪了三次地方。他说，眼前这块地恐怕也种不了多久了。46岁的吴泽鹏曾几次到山东大棚种植发源地——— 寿光做过考察学习，他有些想不通，上了化肥就增收，这个天经地义的道理为什么不灵了？氮肥越用越多，大棚却产量下降，直到“死掉”。

难道是土地在欺骗庄稼人？

1991年，在与家人商量后，吴泽鹏用手头的全部资金6000元，建了村里第一个冬暖式大棚，也就是后来的设施蔬菜。1991年底，吴泽鹏的第一批冬暖式大棚黄瓜上市了。墨绿鲜嫩、头顶鲜花的黄瓜每斤开价10元，到春节后仍不降价。仅仅两年的时间，吴泽鹏就依靠这个大棚成了村里的万元户。

也就是从这时起，农民们开始主动了解那些白色编织袋里的小颗粒：它的主要成分是氮，所以一般都叫氮肥。

吴泽鹏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化肥的重要。过去几十年里，种菜种粮都靠人畜粪便等有机肥，当时的碳铵以及后来的尿素等化肥，属于国家管控物资，每年由政府逐级下达指标，有钱也未必买得到，“最开始八块钱就能买一袋，合八分钱一斤。”

然而，有的人因为偶然多用了些化肥，蔬菜的茎叶和果实明显有了变化?“黄瓜都变粗变长了。”吴泽鹏说施肥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黄瓜的结果期拉长了，后来基本是按照市场价格来决定一季黄瓜的时间长短，而不是像以前一株黄瓜只能长大半年。

据了解，我国化肥80年代之前使用量不大，到90年代随着政策放宽，肥料使用量逐渐加大，从最初的碳铵、尿素等到三元复合肥，化肥种类也越来越多。

其实，茶棚村的土地并不算贫瘠，但化肥带来的高产让农户们兴趣十足。在买化肥还需要指标的时候，茶棚村的农民不惜去其他村购买高价化肥。化肥的作用让农技人员也豁然开朗。他们一度希望详细总结化肥与作物的关系，但又迅速发现“唯一的规律”似乎就是多用多长。

吴泽鹏说，那时种大棚就是在浇水灌溉的同时，将化肥撒进水里、冲进土地。“肥料使用比较多，因为浇水的时候不好掌握，总怕施少了会减产。”

只有净土，才有洁食。

从古到今，粮食在中国一直有着格外特殊的意义。然而从“镉米杀机”到近日媒体报道的“土壤毒祸”，一场关于“粮食还能不能吃？”的极端讨论在网络上快速传播着……

一些数据则更让我们感到触目惊心，2006年，国土资源部提供的数字显示，中国主要遭受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5。每年因之减产的数量为1000万吨粮食，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亿元。而据新华社报道称，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土地是怎么被污染的？三十年中国粮食生产大跃进后，我们的餐桌为何越来越不安全？

我国的土地污染尤其是耕地污染越来越严重。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

在农村，我国规模化养殖场每年畜禽粪便和污水排放总量超过200亿吨，但90%以上没有污染处理设施。未被利用的化肥、农药和随意排放的畜禽粪便、污水，通过地表径流、土壤渗滤等途径，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地下水硝酸盐污染、土壤污染及质量下降。

“害虫越来越多，菜也长不了那么壮了。”

到第五六年时，黄瓜产量开始下降，个头也开始变小，有时候把黄瓜苗拔出来，可以看到根已经腐烂。“害虫越来越多，菜也长不了那么壮了。”吴泽鹏说，等到产量减少两三成后，产出和成本就已不再平衡。这种情形让农技人员束手无策。

据悉，山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大棚蔬菜，虽然农户种植面积扩展迅速，但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所长刘兆辉说，国家对大棚蔬菜的科研经费却一直很少。这个情况到2005年后才有所改变。

“没经费的那段时间正是大棚作物发展最快的时候。”刘兆辉说，科研经费投入得到研究成果后，要说服经验先行的农民去了解并改变种植习惯，还需要一个过程。

黄瓜不灵了，无奈之下，吴泽鹏只好改种经济效益相对低的西红柿、扁豆、冬瓜等蔬菜。

即使这样，到1999年，蔬菜产量仍然一降再降。2000年，吴泽鹏不得不投入几万元，将自己的一亩大棚挪到一片从没有种过大棚的田地上，在旧大棚推倒后的土地种上了小麦和玉米。这些粮食作物虽然不像蔬菜那样反应强烈，但仍然遭受病虫害的影响。

这时，村里很多人家都已经换过一次大棚，一些高产户甚至开始换第二次。

“这样黄瓜又种了四五年。”吴泽鹏说，像第一个大棚一样，他家的第二个大棚在种过五年之后，又变得衰弱多病。

2007年，推倒第二个大棚后，吴泽鹏开始建设第三个大棚。这一次，他雇了一辆挖土机将大棚的土及附近空地的土翻了一遍。因为大棚蔬菜的根系只有几十厘米长，挖土机则可深翻四五米，以此更新大棚土壤。

土壤已经退化了，它开始变得不适合种植。在最早推行大棚技术的寿光市三元朱村，当农民准备发展更高标准的有机蔬菜时，农技人员却发现，这里退化的土壤根本生产不出有机蔬菜。在农技人员的建议下，三元朱村不远万里从东北购进富含有机质的“黑土”，光买这些腐草烂叶一年就花费了150万元，购进了近1万立方米，全村有180个大棚用上了“黑土”，才顺利生产出了有机蔬菜。

“成也化肥，败也化肥。”吴泽鹏说，后来曾说磷肥可以促进蔬菜生长，结果大家又大量使用过一段时间磷肥。到2005年前后，听说氮肥和磷肥使用过多会减少大棚的寿命，他们又开始大量使用有机肥料。

这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仔细想想这些年大棚的变化，吴泽鹏觉得，现在这样种地就好像“赶”猪——— 化肥就是鞭子，太使劲抽，猪未必会跑得更快；而父辈则是小心翼翼地“养”猪：不让猪生病，伺候它，让它慢慢长大。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土壤

大量施用氮磷肥加剧了土壤污染。以磷肥为例，磷肥除含有磷、钾、钙、锰、锌和硼等营养元素之外，也含砷、镉、铬等重金属物质，其中又以镉的含量和毒性最强，对人体的毒害仅次于汞，居第二位。

而乡镇企业和城市重工业体系还在污染着河流，而乡村又用这些被污染的水灌溉农田，进一步污染农作物。在这些河流里养殖的水产，最终也会进入人体。

各种污染物进入植物、动物体内后在形态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其毒性也会相应被改变。汞在进入动物体内后会变成甲基汞，毒性骤然增大，因此人吃了含有微量汞元素的鱼就可能严重中毒u日本的水俣病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引起。

重金属在动物体内和人体内都有富集效应——— 即吸收进入体内后很难自然排出。比如体内如果有过量的铅，在不继续接受铅污染的条件下，骨骼内的铅要经过20年才能排除一半。而人体内镉的生物半衰期也有20～40年。即使人们吃的食物里面重金属含量没有高到让人急性中毒的浓度，如果长久接触或者食用某一种重金属，体内浓度还是会越来越高。当积累到一定浓度，就表现出慢性中毒症状。因此，重金属中毒损害机体器官往往是终身、不可逆的。

因此，土壤修复成了近几年来保障餐桌安全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同斌开始用蜈蚣草来修复被重金属污染的农地；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曾希柏则采用了另一种微生物的修复方法，然而修复成本高、资金量大是大问题。

“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需要全面考虑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的治理，资金需求巨大。但目前，我国污染土壤修复治理资金缺乏有效保障。”李发生介绍，当前中国污染土壤调查评估与治理修复工作的资金一般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和土地开发商，资金来源有限且没有保障，修复治理工作难以开展，资金问题成为很多污染地块再开发的主要障碍。

由于土壤污染形势严峻，立法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土壤的法律显得很迫切。目前，中国已有50余部关于环境污染的法规，但是缺乏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专项法律法规。

“立法这是必须的，但法立出来后监管和执行依然是一大考量。”曾希柏认为，目前解决土壤问题最紧迫的依然是从源头控制污染源，而执法和监管更是个普遍问题。

(丁爱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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