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享年及祭拜历史考证（五）
张凯飞
国家“太公崇拜”传统的形成
《礼记·祭法》曰：“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由此“古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为三不朽，生前有不朽事业，身后享不朽报施，此庙祀所由来也。”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人们出于报功德心理所祭祀信奉的大多是“有功德于民者”，祭祀的是对当地民众有所贡献的人物，所以祠庙与普通人们的生活紧密联系息息相关。姜太公正式登堂入庙，由朝廷和官府正式进行祭礼是在唐朝。
唐太宗即位后（公元627年），外夷相侵，内患未除，政局动乱，国家面临着百乱待治，百废待兴的情况，为了达到“安人理国”的目的，便自称他是姜太公的化身，便在磻溪建立太公庙，他用这一举动告诉人们，他要像周文王访贤并重用姜太公那样的贤臣良将，他后来果然得到了一大批治世理国的人才，终于实现了“贞观之治”。神龙二年（公元706年），唐中宗在长安、洛阳两京设立太公庙，首在国都开庙祭祀。唐玄宗为求国内安宁，需要像姜太公那样披肝沥胆，呕心沥血，忠贞不二勤勉事主的人才，便于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敕令天下：“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太公庙一所。”并要求以张良配享，在春秋仲秋月上戊日祭祀。每当发兵出师或各将领及文武举人应诏，都要先去太公庙拜谒。开元二十七年（739）追谥姜太公为“武成王”，成为中华民族的“武圣人”。天宝六载（747）正月，朝廷又下诏，诸州乡贡武举人上省遴选，要首先拜谒太公庙。此举如同规定贡举人由科举必拜文庙先圣孔子一般，从国家层面引导并确定武举人为代表的武人崇拜的归宿。由此，唐帝国以太公和武庙打造的军事崇拜中心地位正式形成。
五代时期，后梁废武庙从祀之祭，后唐自以恢复唐统，复武庙之礼。入宋以后，宋沿唐制举行奉祀，宋太祖诏修武成王庙，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加谥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并“仍于青州建祠庙”以祭享。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为抵御北冠南扰，令武将必读《太公兵法》。元朝入主中原，一仍唐宋制度，立武成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张良、管仲、乐毅等10人从祀，每年春秋仲月大祭。姜太公作为国家崇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祠庙从京都遍及各州府。
太公崇拜作为由朝廷和官府举行祭礼的国家崇拜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洪武二十年。《明史》载：“初太公望有武成王庙，尝遣官致祭如释奠仪。”可见武成王祭祀仍是明初军政方面重要的一项制度，与孔子一样享受着特殊的礼遇。洪武二十年(1387)，天下基本统一，朱元璋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政权，但他没有摆脱兔死狗烹的魔咒，不仅开始削除开国功臣实权，而且设计弑杀骁勇善战的开国将领，扫除他内心认为有威胁的一切障碍，重提“偃武修文”。当时由于唐宋都有武学，元朝却无，这时礼部便提出了效仿唐宋，重建武学，选拔武科人才的主张，但这种做法显然有违朱元璋“偃武修文”的旨意，触怒了朱元璋。
《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年七月”载：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上曰：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古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即以太公之鹰扬而授丹书，仲山甫之赋政而式古训，召虎之经营而陈文德，岂比于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闲俎豆，拘于一艺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旧，用武举，立庙学，甚无谓也。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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