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名士多
□孙葆元
与朋友闲聊地域文化,说到当地,朋友就提出“名士文化”说。此说源自杜甫的诗句“济南名士多”。然而,这能作为“名士文化”的依据吗?我就问:你说济南名士多,济南有多少名士?他便列举了曾巩、辛弃疾、李清照、刘鹗,甚至连当代的老舍也拉扯进来,洋洋洒洒几十人。我笑了笑。这位朋友的心是好的,但是,社会的文化发展史不是刻意塑造什么“文化名人”的历史。文化现象有一个积淀的过程,文化建设是对一个积淀层的整合与再塑造,整个过程就是传承而不是简单的集合。
以杜甫诗句而论,便不可断章取义。诗题指向很明确:“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这里边没有辛弃疾、李清照等人。“二安”是宋朝人,杜甫不是预言家,还料不到济南未来会有这么一个名士群。因此杜甫的“名士”里不包含这些人。诗曰:“东藩驻皂盖,北渎凌清河。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不难看出这首诗是写给李邕和在座的几位客官的。首句即指李邕,因为只有他拥有官员使用的皂盖,即出行使用的黑色幡伞。后面几句则说:北渎之水流成了小清河,世间这座历下亭由来已久,又有这么多名士在座。在前四句中杜甫的指向是具体的。唐天宝四年夏天历下亭的这次宴饮,出席人员是有记载的——齐州司马李之芳做东,宴请从北海(青州)来到济南的李邕太守,杜甫出席只是作陪,所以他说“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他是客人,不是主角。诗成之后杜甫有一个自注:“时邑人蹇处士等在座”。蹇处士何人?史料不详。可见,在座者大概有四人:李之芳、李邕、杜甫、蹇处士。杜甫说的“名士多”,就是指在座的这些人。如果要泛指,也当指天宝四年之前的汉唐时代,而不是天宝四年之后的人物。把曾巩、“二安”、刘鹗拉入其中,不算是严谨的历史态度。
继续看杜甫的诗:“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修竹不受暑,交流空涌波。”他说,酒助豪兴如云浸青山,歌姬献舞,玉佩叮咚。眼前的修竹与嘉宾不受酷暑的影响,倾心交流,如波随行。
第三个层次:“蕴真惬所欲,落日将如何?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杜甫说到了欢宴之后。宴上虽然惬意,宴会终将散去,离散如落日之谢幕,让人凄恻。杜甫谦称,我与诸公贵贱之隔。他对李邕说,以后恐怕再也没有随你重游的机会了。
清代杜诗专家浦起龙说,这首诗起四句是叙事,中四句是写宴,末四句是惜别。层次分明,全诗流露着相见欢、伤别离的情绪,有的是名士相惜的客套,并没有名士弘扬的意旨。
不是说历史名人不能做一个城市的文化符号,名人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个体,差异性极大,既然要把著名人物提升到文化层面,就要找到他的激励作用以及在思想、信仰、行为方面的价值和这个价值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体现,并且把它作为社会成员的共识,以其规范和习惯固定下来。否则难以成为文化。
关于文化,英国学者泰勒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就是说,在诸多分散的个性中一定要找到它的共性。一个人的行为难以形成习俗(文化),必须把一个群体共同的思想、行为准则固定化才能形成文化共识。所以梁启超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我们追认一个名人的文化效应,一定要找到他的影响力,把这种影响力固定成社会的“规范和习惯”。
打造名人文化应该注意他的地域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胡适先生说得中肯:“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无论什么名人,他们的思维、理念、道德观念、艺术观念都是通过生活方式表现出来的。把一个名人塑造成文化楷模,首先要挖掘出他的精神引领作用,找到其身上的时代精神和这种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其次,要找到他的价值引领作用,这个价值是一个人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是对后世的借鉴和启迪,无论成败,价值是称量历史事件重量的砝码。最后,要找到他的术业引领,包含着他的艺术、工艺、论断、技巧等独特的、开创性的技术含量。这一切构成名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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