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里籍再考证（三）
张凯飞
对于高诱在《吕氏春秋》“太公望，东夷之士也”，解释为“河内人也”，后人多有不解，清代学者毕沅（毕沅，清代官员、学者。江苏镇洋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补注曰：《史记》：“太公望，东海上人也”。此云河内，不知何本？姜氏后裔、著名学者姜国柱先生在其《姜太公大传》中，也对此引证道：陈奇猷（yóu）说：“河内非夷地，以河内在周之东而成东夷，未闻。东海在齐，即《吕氏春秋》卷十三《有始》‘齐之海隅’，古东夷之地，故曰东夷之士。”很显然，如果高诱解释“河内”指代的是“汲郡”地名而不是他意，因与客观地望相左，后之史家是不认可的。
“考证”之二
西晋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专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卫辉市太公镇吕村）。
其一，笔者查阅《竹书纪年》全文，并未发现有“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之句。其二，《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竹书纪年》初稿约成于（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之间。历史史料记载：河南卫辉，殷商时为畿内牧野地，西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始置汲县。换言之，《竹书纪年》即便在春秋时期最后一年成稿（公元前476年），也与汲县（今卫辉市）设置年份相差271年。也就是说，《竹书纪年》诞生时还没有“汲县”名称。可见，《竹书纪年》专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在时间上错位至少271年，说太公是“汲邑人”是不可能成立的。
“考证”之三
《水经注》载：“（汲县）城西北有石夹水飞湍浚急，人亦谓之磻溪，言太公常钓于此也。城东门北侧有太公庙，庙前有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载在《经》《传》’。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庙，庙侧高林秀木，翘楚竞茂，相传云：太公故居。”宋代著名学者罗泌在所著《路史·发挥》中说：“太公望河内汲人也。”清朝王昶（chǎng）在《金石萃编》载：“去汲县治北二十五里，崇岗巉岩，林木丛茂，有泉滃然，其下距泉复二里许，相传吕太公墓在此，故名其泉为‘太公泉’，士人即其建庙以祀焉……西晋河内郡汲县县令卢无忌，为太公后裔，太康十年（公元289年）撰有《齐太公吕望表》，文曰：“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人也。”该碑虽已失落，但故宫博物院等处藏有不同时期的拓片。《吕望碑》，全称《修太公吕望祠碑》。该碑为东魏武定八年（公元550年）汲郡太守穆子容撰文并正书。该碑虽已失，但卫辉博物馆藏有拓片，《金石萃编·卷三十二》载有全文。碑文正面有：“迢迢岳胤，蔚蔚姜枝。卢元忌置碑僻据山阜，崔瑗刻石枕康衢。”
上述文典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太公碑、南宋学者罗泌《路史·发挥》，清朝王昶、县令崔瑗、卢元忌等文字记述，皆发生于汉代高诱注解“东夷之士”为“河内人也”之后。纵览上述“考证”史料，斟酌其文，学者们并未对太公里籍“汲县”说做必要的考证。拿《水经注》为例：郦道元在《水经注·清水》记述“清水”的地貌和流向，述及太公传说时，由于历史久远，郦道元完全迹于“传闻”和“引述”，如“……人谓之磻溪，言太公常钓于此也……庙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相传云：太公之故居也’”。然后，记录立碑的原委过程，跟清朝王昶的记述一脉相承，都是不确切或者自己不确认的。郦道元虽则记述关于太公“汲县”的传说，但在《水经注（卷五）·河水》中再次提出质疑甚至否定：司马迁云：“吕望，东海上人也，老而无遇，以钓于周文王。”又云：“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七十，则屠牛朝歌；行年九十，则为帝师。”皇甫（fǔ）士安(魏晋学者)云：欲隐东海之滨，闻文王善养老，故入钓于周。今汲水城亦言有吕望隐居处。郦道元上文引皇甫谧用怀疑的口吻说：“今汲水城亦言有吕望隐居处。”（现在汲水城据说也有吕望隐居的地方），这句话只是“据说”姜太公在汲隐居过，而非指是太公的出生之地。郦道元在《水经注·清水》中出现“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的句子，是记述庙前碑文的一句话，并非出自郦道元之口，或者考证。因此，郦道元在《水经注》言及姜太公出处，只是听闻而非认可。
再是，宋罗泌在所著《路史·发挥·太公舟人说》中说：“太公望河内汲人也。”我们通过查阅原文，罗泌本节记述是以“太公舟人说”为本意的，如果以记载太公里籍为含义，会出现上下文的非逻辑的关系。见原著《路史·发挥·太公舟人说》如下图：
将上“太公舟人说”加注标点，可以看出“太公望河内汲人”前段的叙述主题并非介绍太公里籍，而是质疑一些“俗见”才是其真意。“昔之人有负鼎以干世者，人见其为鼎，而不知其所以为鼎，因曰庖人也。然则太公负钓以干世，而或谓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内汲人也？其为人也，博闻而内智。盖亦尝事纣矣，纣之不道，去而游于诸侯，退居东海之滨……”上文中，“而或谓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内汲人也？”南开大学教授张荣明先生释译此句说：“太公当然也不是渔人。怎么能说太公是河内汲人呢？” 他进一步诠释道：“（这儿）舟人，汲人，打鱼的，汲水的，应是一类。”并非指代说太公是“汲”地人，那样前后就文不对题了，“太公舟人”自始至终没谈及里籍的话题。
关于姜太公里籍，罗泌在另一章节《路史·国名纪》中做了详细的交代。他考证道：“吕（甫）侯爵，伯夷之封。杜预谓在南阳宛西，南阳今隶邓（宛，后周并入南阳），而太公乃出东吕。吕，莒也。（《博物志》：曲海城有东吕乡东吕里，太公望所出也。《寰宇记》：密之莒县东百六十汉曲海城。）霍邑亦曰吕，武德初为吕州（十七年废）。《图经》以新蔡为古吕国，盖后来之吕……”
由此而知，历史上宋代史学家罗泌对姜太公里籍考证尤为认真细致，言之凿凿，把“古吕国”和“莒”、南阳“吕国”之本源进行了详实的辨析和交代，因此，在“太公舟人说”“而或谓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内汲人也？”中，罗泌不可能在自己的同一篇文章中，将姜太公里籍说成是两个地方，故此，针对《太公舟人》中的“河内汲人”之句，史学家杨鲁昌先生和张荣明教授的解释是符合逻辑的，也就是说古文中，“河内”和“汲人”并非是单指地名的专用名词，还有其他“动词”不同含义或内涵的解释。
查阅古《路史·国名纪》如下：
关于太公里籍“汲县”说，清朝王昶《金石萃编》所载：
“相传吕太公墓在此，故名其泉为‘太公泉’“士人即其建庙以祀焉……”由此观之，王昶的叙述似乎更为接近“汲县”说的历史缘由。“建庙”“立碑”并非根据确切可考的历史事件，而是因为“相传”，所以“故名”，所以“立碑”，所以“建庙”，可见关于太公墓和太公碑皆因“相传”而为之，是很难令人取信的。至于“县民故会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旧居犹存，君与高，国同宗，载在《经》《传》。’”其中的《经》《传》双括号也是史料原文没有的，后加的，原文是信口而言，并非特指何经何传，并没有确切依据。此句见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水经注全译》第266页。
此外，在“汲县说”中，有两处方志记载相关姜太公信息。《河南通志》：“吕尚墓，在府城西北太公泉，尚昔避纣居东海之滨，后徙渭滨，封国于齐，还葬于此。”清·乾隆《汲县志》：“太公泉在县治西北二十五里，流十余里，伏流入地。太公泉东，太公之故居也。”上述两则方志，一是记载太公墓，一是记载故居，未涉及姜太公故里或太公生处的记载。
元代汲县（今河南卫辉）著名学者、诗人兼政治家王恽在《秋涧先生全集》中考证道：（姜太公里籍河内汲县）说“不免流于附会而已”。清代考据家阎若璩在《四书释地续》中考辩说：“余谓海曲故城，《通典》称在莒县东，则太公避纣屠东海之滨即是其家。汉崔瑗、晋卢元忌立（太公碑）以为汲人者，误。”
纵上所论，姜太公里籍“汲县说”是没有确切依据的，是难以自圆和令人采信的。姜太公一生命运多舛，抱志求索，流离谋生，定会有不同传说或载入史册，但这与姜太公出生之地是两回事，不能混淆。在此，借用史学家刘斌《姜太公志》一书中考证结论：（太公）“多年栖迟之所，多处浪迹之地，必有遗存遗物，必有遗迹逸事或逸闻。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姜尚故里多地的歧说。但是，姜尚的故里不离其姜姓吕氏的聚居地。故知‘东夷之士’和‘东海上人’之说本是渊源所在。”
关于“东海”地望的表述，《战国策·楚策》云：“楚国鄙陋，托东海之上。”清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云：“四海者，《禹贡》云：‘青州：潍、淄其道，海滨广斥’，此为东海。”《周礼》曰：“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可见“东海”属“青州”。《四库全书》中的《禹贡九州图》，青州的东部沿海只有日照和青岛。
东晋葛洪在《嵇中散孤馆遇神》记载：“有嵇康者，师黄老，尚玄学，精于笛，妙于琴，善音律，好神仙。是年尝游天台（日照天台山），观东海日出，赏仙山胜景，访太公故地，瞻先祖遗踪，见安期先生石屋尚在，河上公坐痕犹存。”日照籍金代状元张行简的手抄本，他在一篇祝贺日照由镇“升格”为县的贺词中写道：“念我日照，虽偏居海隅，却享有琅琊之名，天台之胜，背依泰沂，怀抱东海，更兼仙山飘渺，河流纵横，自古为日神祭祀之地，黄老成仙之乡”。
因此，史料记载和所言“古吕”“东海”地理地貌完全吻合。
考证一个单独历史事件结论的成立，并非单靠史籍或考古发掘就能完全支撑事实的客观存在，这个单体事件还必须拿到历史地域大背景之下，更重要的是相关历史人物也必须拿到特定的历史小环境下，考证“单体事件”和“历史人物”跟大背景和小背景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而这个因果关系的结论是否具有逻辑性，才是判断虚实最重要的一环。基于此，考证姜太公里籍应从源头“姜太公先祖考”和太公活动轨迹“史料记载发掘考”两个方面入手，方能还原历史事件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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